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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一份《中外人文交流简报》请查收!

2022-07-20 16:50 iG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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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世界秩序注入高度不确定性,全球治理鸿沟不断扩大,人类正面临全球性挑战。在此背景下,人文交流突破重重困难,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怀瑾握瑜,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中外人文交流“十大”机制成为了中外民心相通的纽带,也为新型国际关系注入一抹人文的温度。小i将持续推出《中外人文交流简报》,细观中外人文交流“十大”机制,希望能架起中外人文交流的桥梁,“沟通人文,理解世界”,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为第一期——“人文交流概述”。下期将发布“中俄人文交流”,敬请期待。





简报介绍


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贸往来共同构成我国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中外人文交流简报》旨在通过梳理中外人文交流“十大”机制发展态势,归纳顶层设计以及政府、社会等各主体的互动,探讨中外人文交流的成效与挑战,增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与理解、信任与合作。本刊同时关注中外人文交流的最新政策和前沿研究,以期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冷峻的疫情阴云之下,重新发挥人文的温度与力量,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交流理念,加强交流与互鉴,妥处误解与分歧,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助力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中外人文交流简报》第1期——人文交流概况


一、中外人文交流的内涵、理念与意义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在西方,“人文”是探讨人类情感、道德与理智的学科和知识的总称,涉及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和语言等方面。近代以来,“人文”一词在中国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辞海》解释称,“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在人文交流主体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人文交流的重心是“人民之间”,是直接的“人对人”、“人与人”,包括大量自发的、分散的、私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总而言之,人文交流(people-to-people exchange)的本质是“人之间的交流”,重点在于“人”。在此意义上,人文交流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交流活动。


关于人文交流的内容,一般而言,中外人文交流包含三个层面,即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增进各国人民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从而塑造区域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以期最终达成区域政治合法性的支持。人文交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旅游、媒体、影视等诸多领域。人文交流的实践就是在和平推动各国文明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共同繁荣,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新冠疫情跌宕反复,不同文明交流对间的交流对话面临挑战。在这一国际形势背景下,人文交流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构成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三大支柱。将人文交流提升为对外关系发展的支柱,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创新。有学者分析称,“这一理念结合并突破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依托国家和政府作用,进一步提升了文明、文化、认同因素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超越性。”


加强中外人文交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国际社会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与绿色低碳。以相互尊重、和而不同、兼容并蓄为理念的中外人文交流,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友谊,形成“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当代文明交流盛况,为中外关系友好稳定发展保驾护航,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民意基石。


二、中外人文交流的国家顶层规划


2012年,“人文交流”一词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出现。报告指出,“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我们将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座谈会上将人文交流与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相并列,将人文交流作为开展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支柱之一,提出“要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


2014年,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一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提出,“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将人文交流视作区域互联互通的五个重要策略之一,认为人文交流对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切实推动亚投行发挥实质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社会基础。在具体实施中,王毅外长大力推动人文交流精神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彰显,认为人文交流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支柱之一,有助于推进民心相通、增强政治互信、深化经贸合作。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论断奠定了十九大以来我国开展国际传播,进一步推动人文交流向纵深发展的基调,更将人文交流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路之一,把中外人文交流提升到建设文化强国、国家对外战略的新高度。


2017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针对中文人文交流机制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是党和国家首次就该议题专门指定的指导性文件,标志着新时代中外人文交流新方向的确立。《意见》系统总结与肯定了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外人文交流的基本原则、工作成就、重大举措、工作机制,全方位、多领域、各议题地对中外人文交流的未来发展路径提出切实指导。


在中外人文交流的意义与成就上,《意见》指出,中外人文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意基础、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文交流工作,中外人文交流事业蓬勃发展,谱写了新的宏伟篇章,为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


在中外人文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上,《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平等互鉴、开放包容、机制示范、多方参与、以我为主、改革创新等原则。未来,中外人文交流应在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示范作用下充分发挥作用;要丰富和拓展人文交流的内涵和领域,打造人文交流国际知名品牌;要健全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的积极性;要构建语言互通工作机制,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语言互通,开辟多种层次语言文化交流渠道;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综合传播能力建设,丰富人文交流的文学艺术内容和载体;要深化我国与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人文领域全球治理,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人文公共产品。此后,中外人文交流频繁、多次出现在中央重要文件中,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底色,有力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


三、中外人文交流“十大”机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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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外人文交流“十大”机制成立时间示意图


(一)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2000年11月,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成立,并于2007年7月发展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是我国建立的首个对外人文交流机制,同时也是我国政府的创造性举措。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主席由双方副总理级国家领导人担任,下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媒体、电影、档案九个领域的合作分委会,已取得丰硕合作成果。


(二)中美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2010年5月,在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关心和支持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建立,该机制是中美两国政府在人文交流领域开展合作的最高级别对话机制,在2010到2016年间已连续举办七轮,推动中美双方在人文交流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2017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共同确定建立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于同年9月开展。首轮对话包含教育、科技、环保、文化、卫生、社会发展、地方人文合作七大合作领域,落实130多项具体成果。


(三)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于2012年4月建立,与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和中英战略对话共同构成两国交流合作的三大支柱,在2012到2017年间已举办五次会议,涵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媒体、旅游、体育、青年、地方合作、社会平等和妇女等合作领域。


(四)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


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于2012年4月建立,与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和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共同构成中欧对话合作的三大支柱,在2012到2020年间已举办五次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涉及的合作领域包括教育、科研人员交流、文化、媒体、体育、青年、妇女等。


(五)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于2014年9月建立,与中法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和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机制共同构成中法对话合作的三大支柱,在2014到2019年间已举办五次会议,涵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旅游、地方合作、青年和妇女等合作领域,并在互派留学人员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六)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


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于2015年5月建立,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首个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国家建立的首个人文交流机制。在2015到2017年间已举办三次,涵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媒体、青年、旅游和体育等合作领域。


(七)中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中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于2017年4月建立,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的首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旨在为发展和丰富现有的双边、多边合作交流机制与项目而创造新的机遇,涵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媒体、体育、旅游、青年、妇女、智库等合作领域。


(八)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


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于2017年5月建立,与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和中德高级别安全对话机制地位平等,职能互补,是中德政府磋商的有益补充,旨在将现有成功但各自独立的活动和项目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为交流合作的拓宽和深入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涵盖教育、文化、媒体、体育、青年等合作领域。


(九)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于2018年12月建立,是习近平主席和印度总理莫迪达成的重要共识,体现了两国领导人对中印人文交流的高度重视和深切期许,涵盖文化交流与文物保护、教育合作与语言教学、旅游合作与人员往来、青年互访与体育交流、媒体交流与舆论环境、学术交流与合作制片等重要领域。


(十)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


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于2019年11月建立,旨在为双方构建契合新时代的日中关系夯实民意基础,为开创日中关系新的未来做出贡献,为构建和发展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提供人文支撑。该机制涵盖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媒体、影视、地方、妇女、青少年等合作领域。


四、新时代我国中外人文交流的发展特点与未来展望


(一)新时代我国中外人文交流的特点


十八大以来,我国倡导的人文交流以增进国家及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为基础,以相互性、平等性、包容性为原则,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为目标,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在官方、半官方与民间层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不断增多,合作机制逐渐健全,构筑起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我国与沿线国家互办文化年、艺术节、文物展、图书展,设立了17个中国文化中心,在文物保护、文明互鉴、疾病防治、语言交流、文化交往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开辟了更多中外人文交流渠道。


新时代下,中外人文交流发展呈现出“全方位”“跨层次”“多领域”三大特点。


其一是“全方位”。我国目前已建立“十大”双边高层人文交流机制,构筑起涵盖欧亚非大陆的常态化高级别对话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开展对话与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升温。2022年5月19日,在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履行责任担当,深化沟通交流,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全方位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同心协力,稳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其二是“跨层次”。我国积极推动打造“政府间—次政府间—民间”三层次的对外人文交流机制,拉紧人文交流纽带,促进人文交流繁荣。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中日政府积极分享疫情应对措施;在次政府层次充分发挥中日“友好城市”间的交流合作;在民间层次,题词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物资寄托了来自日本民众共抗疫情的情谊。


其三是“多领域”。中外人文交流合作包括了文化、体育、环保、卫生等多个领域,逐渐形成“人文交流+”的外溢效应,成为我国开展外事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访问俄罗斯时,同俄汉学家和学习汉语的青年亲切交流,强调“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此次访问推动了“中国儒学与俄罗斯文明对话”国际学术论坛的成功举办,论坛助推了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人文交流+”效应的典型。


(二)新时代我国中外人文交流面临的挑战与因应


然而,新时代下我国中外人文交流工作也面临挑战与困境,掣肘了中外人文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逆全球化”等浪潮不断兴起,不同政体与制度间差异导致中外理解难度增大,全球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外溢至人文交流领域,疫情背景下各国人文交流往来困难等问题增添了中外人文交流难度。从国内角度来看,我国国际传播的话语表述和叙事方式面临“走出去”之后是否“被接纳”的困境,我国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文智识研究还不够深入,在开展人文交流中面临合作层次较浅、合作可持续性较弱、民众间普及度与互信程度参差等问题,此类问题仍需进一步完善与解决。


有鉴于此,打造中外人文交流的进路需着重加强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是重视国内层次上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拓宽人文交流交流路径,在新形势下为地方、民间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人文交流创造更好的机制和条件,打造人文交流的国家品牌、省/州品牌与民间品牌;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下加快对中国大外交的学科支撑,构建融合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的交叉知识体系构建;继续加强国际组织与外事人才培养,推动更多青年了解或参与国际组织及相关机构,积极拓展中外人文交流渠道。


第二是促动国际层次上我国人文交流“共情”意识。中外人文交流需要在更开放的局域下,令西方与非西方理念充分交流对话,促动全球范围内的中外人文智识资源共鸣、共振、相互镜鉴,将人文交流重新落实至大写的“人”,以本国、各国人民为本,共促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一方面,应使人文交流常态化、多样化,坚持长效性原则,使人民真正成为交流主体,使人文交流真正惠及人民。另一方面,应不断加强我国对外交流吸引力,做好国际传播,创新传播形式,藉由多层次、跨国媒体讲好中国故事,消解污名化论调,增进理解与信任,使人文交流可触及、可感知、可持续,践行“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理念,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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