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育红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
席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普什图语部主任
塔利班重掌阿富汗后，有人仓皇逃离，有人留下却夜不能寐，也有人对和平燃起了新的希望。几乎全世界都在观望塔利班接下来的行动，人们对它仍存有疑虑。当塔利班再次出现在阿富汗政治中心的舞台，他们在九十年代掌权时期的倒行逆施也勾起了人们的记忆。外界可能仍无法精准判断塔利班的未来走向，但至少需要了解的是，从九十年代初进入人们的视野，到如今重掌阿富汗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塔利班经历过很多转变。
初登历史舞台（1994-1996）
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
Taliban（塔利班）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求知者”，通常指宗教学生。塔利班兴起的根基源于苏联阿富汗战争时期出现的穆斯林武装抵抗活动，但在九十年代阿富汗内战中，塔利班组织才正式形成。1992年，阿富汗各大军阀之间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混战，不仅造成大量民众伤亡，各派的力量也在不断削弱。
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曾是坎大哈地区一所小型宗教学校的校长。面临国内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局面，奥马尔招纳宗教学校的青年人揭竿而起。奥马尔曾在苏联阿富汗战争中右眼失明，加上他来自普什图族部落吉尔扎伊部落，以及被公认为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因此他被推举为组织领袖。成立之初的塔利班只有八百人左右。面对军阀对民众的暴行，势单力薄的塔利班多次挺身而出，为当地民众除恶。1994年夏，在奥马尔的领导下，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难民营的宗教学生“塔利班”高举“铲除军阀、恢复和平、重建家园”的旗帜，得到了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和平的阿富汗人民的支持，并被寄予了无限的希望。1996年9月，塔利班迅速成功占领喀布尔，并宣称建立“世界上最纯粹的伊斯兰国家”——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总之，阿富汗穆斯林武装抵抗力量内部争斗提供的机会，广大民众的拥护，以及巴基斯坦等外部力量的支持是九十年代塔利班迅速崛起、获取政权的主要原因。
第一次掌权（1996-2001）
因实施极端政策而失去民心和政权
奥马尔作为塔利班的信仰指挥官（Amir ul-Mumineen），在核心领导层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时塔利班领导人并不具备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和兴趣。他们统治国家的依据主要基于对伊斯兰教法的苛刻理解。除了炸毁巴米扬大佛、对非普什图族实施暴行以及独断专权外，塔利班最受诟病的莫过于他们针对女性实施的极端政策，包括关闭女子学校，规定女性不能接受教育，也不能参加工作，妇女外出必须身着罩袍等……而且他们对妇女施加了各种暴行。塔利班举世罕见的严刑峻法也成为他们与其他穆斯林抵抗武装的一个重要区别。
为什么对女性实施极端政策？塔利班的解释是：解放妇女会导致士兵阶层的腐化，因此压制妇女成为保障士气，洁净社会环境的必要手段。而且如果给予妇女更多行动自由或接受教育的机会，就等于面对压力而妥协，从而失去原有的支持者，妥协就是失败，坚持才代表着胜利。另外也有分析认为，塔利班领导人和普通士兵主要来自阿富汗南部最贫穷、最保守、文盲率最高的地区，女性在他们生长的环境中极度缺失。他们关于性别歧视的保守观念被领导人作为政策推广到全国各地。在根本上，针对女性的一系列严苛规定体现了男权的威严，也成为领导人鼓动宗教学生们进行内心“圣战”的手段。
塔利班对伊斯兰教的极端解释鼓舞了其他地区的极端分子。1996年中期，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主要成员来到阿富汗并建立了自己的营地和设施，奥马尔对此表示欢迎。塔利班为“基地”组织提供避难之地，“基地”组织为塔利班提供资金、军事和意识形态支持。“9·11”后塔利班拒绝交出“他们的客人”本·拉登，2001年10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发动阿富汗战争。一个月后塔利班政权倒台，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残余逃匿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部落地区。
总之，首次掌权的塔利班领导层缺乏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能力，其内外政策保守、封闭和极端。当时承认塔利班政权的也只有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三个国家。塔利班的极端政策为他们在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迅速垮台埋下祸根。
武装斗争初期（2002-2006/2007）
在南部地区卷土重来
2003年美国将资源和注意力从阿富汗转向伊拉克战场，塔利班获得卷土重来的机会，并逐渐恢复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两侧的武装活动网络。2006年，塔利班渗透到赫尔曼德、坎大哈、乌鲁兹甘和扎布尔等南部和东南部重要省份和地区。
组织开始重组
在这段时期，塔利班领导层在巴基斯坦奎塔、白沙瓦和米兰沙赫建立了三个权力中心。塔利班的核心领导人奥斯曼尼和毛拉·大杜拉的力量被削弱之后，贾拉鲁丁·哈卡尼（西拉杰丁·哈卡尼之父）成为塔利班核心领导层的重要成员。总体上，塔利班的组织结构较为分散，各地方团伙的决策和行动具有很大自主性。这段时期塔利班普通成员的构成也较为复杂，既有宗教学校的学生，也有受金钱吸引的（可兼职的）部落民，还包括很多塔利班成员的亲友。部落社会个人关系网在塔利班的招募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使塔利班战斗小组具有了一定的凝聚力和弹性。
对部分地区施加政治控制
这段时期塔利班的政治控制也得到了发展。特别是由于卡尔扎伊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使塔利班有更多机会为部分农村地区带来秩序和安全。在很多司法案件中，部落地区民众往往向塔利班寻求帮助，而非政府的机构。
外交受限
2006至2008年，塔利班领导层与部分西方国家和卡尔扎伊政府有了初步的非正式接触，但西方军事主导的政策对双方的对话构成主要障碍。同时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等极端暴力组织之间仍存在联系。
总之在这段时期，塔利班复兴势头明显，足迹扩大，政治影响力也开始提升。但塔利班的对外交往仍相对封闭，且尚未与国际恐怖组织断联。
向全国范围发展（2007-2014）
足迹踏遍全国
2006/2007年以后，塔利班的力量显著增强，他们在对驻阿西方部队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更具杀伤力的战术。2008年中期，塔利班武装活动在地理范围上不断扩展，甚至渗透到阿富汗西部地区，并尝试在占领广大农村地区的同时对城市地区发动袭击。塔利班重返政权的意图更为明显。
组织凝聚与扩展
塔利班很少暴露组织内部真实的运行机制和领导层的工作。很多分析认为，这段时期塔利班领导层基本保持了以奥马尔为首的垂直指挥结构。2010年塔利班二号领导人巴拉达尔被巴基斯坦当局逮捕后，有消息称一些塔利班领导人为争夺其职位展开了激烈竞争。塔利班内部分歧已露端倪。与九十年代掌权时期不同的是，随着塔利班向北部地区扩张，他们增加了对塔吉克族、哈扎拉族和乌兹别克族等非普什图族成员的招募。这也意味着2007至2008年以后，塔利班最高领导层希望组织向全国性范围发展，并向国内外展示新形象的倾向。同时随着组织和活动规模日益扩大和复杂化，塔利班领导层在组织内部实施了比过去更为严密的制度性管理。
建立“影子政府”
在控制区域，塔利班比从前使用了更多的控制手段，并在各地建立了法庭和各种职能委员会，任命了更多法官、地方指挥官和“影子政府”行政长官。与政府的司法部门相比，塔利班的法庭更容易被民众接受。塔利班的税收制度在这段时期也已经施行。更为重要的是，塔利班不再颁布极端的、压迫性的法令，不会肆意对民众施加暴行，而且会通过见面和签订协议等形式与地方部落领导人协商有关事宜。但塔利班对卡尔扎伊政府和西方的“间谍”非常警惕，塔利班成员在部分地区实施暴行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此外，塔利班的宣传手段也有了较大发展。除了广播、报纸和杂志外，他们还通过使用网页、电子邮件和聊天室与外界沟通，并建立了专门的宣传机构。在宣传中塔利班还善于渲染领导人的传奇故事以增加招募和凝聚力。
外交初探
2008至2010年，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首先开始了与塔利班进行政治接触的探索性举动。作为迈向政治解决方案的首批尝试之一，2008年底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进行了非正式接触。直到2010年底、2011年初，美国才开始接受与塔利班和谈的建议。2013年，塔利班在卡塔尔正式设立了政治办公室。但双方的多次接触和对话未能取得实质进展。与此同时，关于塔利班昔日对手伊朗为塔利班个别派别和指挥官提供支持的报道也开始出现。另外，随着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在政治诉求上分歧扩大，以及本·拉登和其他多位“基地”组织核心领导人相继被击毙等，塔利班领导层试图与“基地”组织拉开距离。
总之，这段时期塔利班领导层更加注意民众的支持及自身形象，并对武装活动及其目标有了更为长远、明确的规划。
走向质变（2014-2021）
夺取重要城市地区
2015至2016 年，塔利班在夺取领土和袭击阿富汗主要城市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2018年初塔利班在城市地区的武装暴力活动和渗透活动进一步升级。2020年中期，随着美军完全撤出，塔利班在短短三个月内，通过采取从农村到县城，再到对省会等大城市的包围策略，实现了对绝大部分省会城市及首都喀布尔的占领，为其重返政治舞台中心打下基础。
组织领导层的分歧与团结
2015年奥马尔死讯公布后，塔利班高层权力之争曾一度加剧。塔利班新任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也曾受到组织内部其他派别的竞争和挑战。阿洪扎达重视社会治理活动，以及对和谈持开放态度的政策也与个别领导人产生分歧。一些中低层指挥官和成员曾相继叛离并加入“伊斯兰国”。近年，在重大决策上，阿洪扎达获得了他的三位副手巴拉达尔、西拉杰丁·哈卡尼和雅库布的支持。2018年和2020年塔利班两次宣布停火后，当时阿富汗国内暴力袭击急剧减少，同时塔利班与外界谈判的团队成员构成也非常资深，包括来自军事、外交和具有宗教背景的一系列核心领导人物。这些情况表明塔利班领导层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控制组织暴力的规模和目标，并降低了内部分裂的风险。塔利班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稳步上升。
内政上软化非核心立场
在阿洪扎达等领导人的领导下，塔利班的社会政策更为灵活、务实。虽然塔利班追求建立其宣称的纯粹的伊斯兰体制及驱逐外国占领军的核心立场并未改变，但他们至少调整了有关妇女、少数族裔和人权领域的政策，并承诺保障个人私有财产、正常的商业活动及民用公益设施，而且非常重视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塑造其正面形象。2021年古尔邦节期间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的书面讲话，以及8月塔利班军事委员会负责人雅库布的音频讲话，都强调了他们在军事行动后将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以争取当地民众及外部舆论的支持。
外交上扩大朋友圈、展示新形象
塔利班领导层一直希望寻求外部国家的承认、支持与合作。它曾多次公开表示与“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断绝关系，强调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邻国发展友好关系。2014年后伊朗、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也加深了与塔利班的接触与合作。近年，塔利班更是频繁派代表团与各国接洽，阐明立场，广交朋友。公开报道显示，塔利班代表团曾访问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俄罗斯、中国，以及巴基斯坦、伊朗等地区国家。塔利班在卡塔尔的政治办公室也多次接洽各国及国际机构代表。不过塔利班与阿富汗加尼政府的谈判始终没有取得实质进展。
总之，这段时期塔利班的军事与政治影响力显著提升，它被国内、国际社会公开承认为阿富汗国内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再次掌权（2021—）
面临新的考验
2021年8月，塔利班重掌阿富汗后进一步表示希望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它发出一系列声明，表示要保护驻阿外交机构和外籍人员安全；维护和保障阿富汗民众生活。塔利班领导人通过一系列举动展现了他们的政治精明。比如杜斯塔姆富丽堂皇的住所被曝光，从侧面强调了加尼政府的腐败；塔利班士兵进入喀布尔后流泪的视频，让很多人感受到他们的意志和决心；塔利班官员在记者会上有理有据地应对外界的疑虑，更是获得了很多民众的认可。
总之，塔利班与西方部队及其支持下的前政府军鏖战二十年，克服了组织存续的各种挑战，在社会内部奠定了深厚根基，并再次走上政治中心的舞台。前政府军的不战而降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民心向背。塔利班的胜利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笃信自己的信仰，但只有灵活、务实和温和的内外政策才能让他们获得民众支持和外界承认。尽管塔利班所承诺的自由和权利，可能与我们一直理解和期待的形式有所差别。九十年代塔利班政权覆灭，以及新世纪初期塔利班卷土重来给我们的教训还在于，阿富汗社会是极为多元化的，缺乏对话和包容会带来紧张、矛盾和冲突。阿富汗人民已在多年战乱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呼唤阿富汗和平的到来，再次回归的塔利班将面临新的任务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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