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观点 / 正文

熊炜:从“超脱”到“碰撞”:德国对华政策50年(二)

2023-03-20 01:07 熊炜
人访问

经济地缘作为主导维度:科尔政府的对华政策

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取得的重大战略突破。当时的联邦德国已经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政治外交上却依然是国际体系中的“非正常国家”,既无自主活动的空间,又身临两大集团对峙的敏感前沿,在日趋激烈的美苏争霸斗争中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所在。由于在政治安全上依附美国,联邦德国在对华关系上长期不敢越雷池一步。同时,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安全意义比中国大得多,德国同中国发展关系又需要顾忌同中国为敌的苏联,联邦德国将经济地缘和政治地缘密切结合并统一在其地理地缘范围内,突出表现在以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来促进欧洲政治与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和针对苏联实施新东方政策并“以贸易促变革”(Wandel durch Handel)。因此,虽然经济地缘和政治地缘都相隔遥远,中德关系在1972年建交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上的地缘视野和地缘利益都开始发生变化。在科尔(Helmut Kohl)领导的基民盟-自民党联合政府于1982年执政以后,国际社会对德国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和全球经济发展普遍存有更高的期待。在国内,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希望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改变本国“非正常国家”的国际角色。例如,当时在权势上仅次于科尔总理的政治家施特劳斯(Josef Strauss)就呼吁德国“应该再次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使德国人能够再次感到“自豪”。追求正常化的德国开始放眼世界来寻求对欧洲地缘空间的突破,也希望在对华政策上开发同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潜在共同利益。也正是在科尔政府执政期间(1982-1998年),中德两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期间,中德关系也曾经历短暂的风波,但整体保持了积极进取的势头。尤其重要的是,科尔政府执政时期所形成的对华政策,其核心特点是以拓展经济地缘为主要目标,积极追求经贸合作带来的收益,其对华政策主要服务于这样的经济地缘战略

德国将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在科尔执政后,德国积极主动地推动经贸合作和在华投资。在科尔总理1984年首次访华期间,德国即向中国提供5000万西德马克贷款用以促进建立在华合资企业。在整个80年代,中国自国外引进的技术约50%都是来自德国。在1984年、1987年和1993年三次访问中国时,科尔以德国经济界的“首席推销员”自居,而且在西方舆论所关注的人权等问题上,一直采取所谓“静悄悄” 外交的方式,这反映了经济利益考量在其对华政策中的重要作用。即便在政治人权等问题上有过冲突,经贸合作也始终是中德关系的主流。进入90年代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自1993年起,德国在华直接投资也连年增加,从1991年的2.33亿马克增加到1998年的11.17亿马克。德国还将中国视为其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对中国的发展援助集中于环境保护、扶贫、基础设施建设、职业培训以及促进私营经济等领域,这些都直接促进了德国对华出口。外交政策的“经济化”或“务实主义行动中的经济利益先行”成为科尔政府对华政策最鲜明的标签。

在政治地缘上,德国和中国并无直接接触,德国的对华政策被置于其亚洲战略框架下,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德经贸关系几乎独立于政治安全方面的考量,德国对华政策也由此表现出平稳和一贯的积极态度。具体而言,德国未将中国作为单独的战略方向,而是在其亚洲战略的整体框架中定位对华政策。冷战时期的亚洲并非德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当统一后的德国开始追求新的全球性国际角色定位时,德国外交的视野才变得更加“全球化”。德国不再将利益局限于欧洲,希望通过奉行“积极的亚洲政策”来利用亚洲的未来机遇和防范来自亚洲的可能威胁。1993年5月,科尔政府推出首个《德国亚洲政策纲要》,全面规划了德国的亚洲战略。针对中国,该文件称“对于未来与整个亚太地区的合作,考虑到大中华经济区的日本和中国……将是我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德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关切”之一就是促进“亚太地区的开放与合作”。

这份文件是“第一份正式确定德国在亚洲的利益”的战略性文件,也是德国制定其对华政策的基础框架。曾有学者指出,《德国亚洲政策纲要》的发布意味着中国成为德国的亚洲政策的中心,甚至有媒体在评述科尔政府之后的德国对华政策时也倾向于夸大中国在德国亚洲战略中的中心地位。然而仔细分析该纲要的全部内容就会发现,德国政府是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战略规划的,其中提到的重点合作伙伴不仅有中国,还包括日本、印度和东盟。但由于当时德国和亚洲之间的地缘政治联系十分微弱,亚洲对其战略重要性仅存在于经贸、科技等领域。中国经济的大体量和突出表现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德国经济界的重心向其偏移。此时的德国亚洲政策并未将焦点集中于中国,因为对德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而言,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并无二致,不过是亚洲整体框架中的一员。

经济地缘上的积极接近和政治地缘上缺乏直接接触,导致德国对华政策是务实地以切实的经济利益为目标,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服务于加深经济纽带、扩大经济合作,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对华友好态度。随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德国更是经常性地、不遗余力地盛赞中国的国际作用,称中国在亚洲并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令人尊重的地位。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 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其著作《伟人与大国》中将中国视作与美国和苏联并列的三大世界强国,认为中国具有巨大的发挥全球影响的潜力。这一观点在德国很有影响。中国方面对德国的称赞积极回应,中德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中国领导人在每次会见时都赞扬德国在欧洲和世界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中德两国富有默契地在公开场合互相称赞对方的地区和全球性国际角色已经成为双边关系中的惯常做法,以至于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缪勒(Kay Möller)称这是“中德特殊关系”的表现。这种默契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地缘框架决定了中德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关系对外交关系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双方积极推进经贸合作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互利双赢过程中,两国在多边场合和外交互访中也着意给予对方具有象征意义的相互称赞,在外交上满足对方在国际社会中提升自身地位的向往之心。此时的德国虽然是西方经济大国,但政治地位低下,是国际社会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德国需要摆脱这种尴尬的国际角色并成为“正常国家”,十分需要国际上的承认。而中国虽然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于彼时的国际体系,是国际社会的“他者”。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也非常希望深度融入国际体系,成为令国际社会尊重的“世界大国”。因此,中德两国彼此公开肯定和赞扬对方的国际角色,正是在帮助对方实现国际地位的提升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中德经贸关系的稳定和积极发展,德国在对华政策上尽力保持独立于更倾向政治安全地缘考量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科尔是坚定的跨大西洋主义者和欧洲主义者,他成功地让西方盟国相信德国是可信赖的伙伴。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对华强硬的时候,科尔却使德国对华政策有意区别于其他西方国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坚持阿登纳执政以来德国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与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不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二是支持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三是大力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和科技合作,包括向中国转让高科技技术。此外,德国有时甚至利用中美关系的分歧,有意与美国拉开距离,对华释放“友善”信息,以此获得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优势。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尔在1987年和1995年的两次访华。在1987年科尔访华之前,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的西藏政策指手画脚,以所谓人权问题设置中美关系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科尔却有意安排了去西藏访问的行程,并在访华期间盛赞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而在1995年的访华过程中,他更是不顾美国以及西方舆论的批评,坚持参观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并与战士一起用餐,成为首位参观解放军部队的西方领导人。科尔的这些做法得到中国方面的高度赞赏。德国利用其在对华政治地缘上相对超脱的优势,外交上尽力防止政治安全因素干扰中德经贸关系,从而迅速推进了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地缘联系。1995年,科尔作为德国总理最后一次访华时,中德贸易额达到126.7亿美元,占当时中欧贸易的三分之一。1996年,共有963家德企在华投资,投资协议金额达到80多亿美元,分布在1886个项目中,到1998年,中国从德国引进的技术合同有2951个,金额达到144.6亿美元,仅次于中国从美国引进技术的金额。到世纪之交时,德国已成为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欧洲国家。



原文:《欧洲研究》,2022年第6期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