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是当下全球安全治理困境的典型案例，表明全球安全治理正从合作转向对抗。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多重安全危机，加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严重冲击了全球安全体系，形成了新的安全困境。霸权和强权政治是全球安全、发展和治理的最大威胁。美国偏执于大国竞争，执念于霸权思维，追求绝对安全，奉行新干涉主义、单边主义、胁迫外交和排他性联盟，导致严重的全球安全危机和安全困境。俄乌冲突凸显了全球安全治理的紧迫性。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坚持新安全观，弘扬和合共生的传统理念，以尊重各国合法安全利益为前提，重建信任，加强团结，实现相互安全、普遍安全，重塑包容、合作、共享的安全机制，是推动构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俄乌冲突；安全威胁；安全困境；胁迫外交；和合共生；安全治理
进入21世纪以来，在面对全球共同安全威胁和挑战时，人类经历了2003年各国携手战胜非典病毒、2008年共克时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14年至2017年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等集体行动，呈现全球安全共治的新局面。然而，伴随着美国全面转向大国竞争，全球安全治理从合作转向对抗，2020年围绕新冠肺炎病毒的严重分歧、2022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兵戎相见，都见证了这一深刻变化过程。俄乌冲突表明，不仅“地缘政治博弈再度回归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出现了全球范围的“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正走向分裂和对抗的危险边缘。
全球安全治理从合作到严重分歧和对抗，出现这种历史性倒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前景令人担忧。2022年2月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人类安全特别报告》，指出全球发展进步不会自动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安全感，全球每7人中就有6人被不安全感所困扰，人类安全感降至历史低位。透过俄乌冲突，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核战争的可能性极低，但全球安全体系的脆弱性和安全问题存在着失控的可能性，高烈度局部战争的危险并不能排除。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确保人类的安全和发展？如果不能尊重各国的合法安全利益和安全关切，就很难确保世界稳定发展的局面，甚至损害各国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危及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因此，在世界大变局下，重建安全信任，摆脱安全困境，加强安全合作，推进安全治理和安全体系建设，应当排在全球治理的首要日程。
俄乌冲突与全球安全困境
俄乌冲突是当下全球安全困境的突出案例。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巨大的“黑天鹅事件”，俄乌冲突则具有“灰犀牛事件”性质。尽管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俄乌冲突的爆发是因为俄罗斯领导人维护国内统治的需要、恢复“苏联解体后战略空间”地区霸权的考量、对美国实力衰落的利用等，因而，俄乌危机或俄乌冲突的责任在于俄罗斯。然而，如果将俄乌冲突置于近30年全球安全治理的长时段来考察，事实绝非如此。俄乌冲突是冷战后地缘政治博弈的延续和结果。从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战争到俄乌冲突，都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秩序调整的一个又一个节点，是以战争方式来解决地区安全秩序的安排，进而塑造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其中，美国寻求全球霸权和俄罗斯抵制美国霸权是该问题的“一体两面”，而如何对待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则成为冷战后欧洲安全架构的核心议题。
实际上，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美国并没有消除对俄罗斯的敌意，反而变本加厉地打压俄罗斯，最终导致了俄罗斯强力反击。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和2022年的俄乌冲突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当然，俄罗斯并非一开始就将冷战后北约东扩视为严重的安全威胁，而是在美国和北约的步步紧逼之下，最终才选择使用武力手段捍卫其自身安全利益，其背后反映的是美、俄之间的安全困境，这是俄乌冲突爆发的深层原因。
冷战后，美国以一切手段维护其全球霸权利益和单极秩序。美国奉行新干涉主义，不断推动北约东扩，背后不仅是美国的霸权思维，而且是美国对绝对安全的追求，最终陷入安全困境。肯·布斯（Ken Booth）和尼古拉斯·惠勒（Nicholas Wheeler）认为，物理（武器的进攻和防御不确定性）和心理（不能完全确定他国当前和未来的意图是否善意）的双重不确定性是安全困境的根本原因。这种不确定性会带来理解对方意图、回应对方行动的双重困境。冷战结束初期，俄罗斯领导人面对北约东扩，接受了美国关于其防御性质的说辞，并选择以默认方式对待。然而，这并没有得到美国同等的善意回应；相反，美国选择继续推动北约东扩，加大对俄罗斯的安全压力。2008年以来，俄罗斯不再将北约视为防御性组织，而是视其为严峻的安全威胁，并选择以强硬方式予以回应，维护其安全利益和战略空间。与此同时，在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和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两次采取强硬应对方式，并未遭到西方国家的强力抵制，于是，这种“强硬才能求得安全”的认知错觉或许是推动2022年俄乌冲突的重要因素。但就其结果来看，俄罗斯以强硬方式追求安全的做法并未有效提升自身安全，反而陷入了安全困境。
事实上，国际关系研究者很早就已关注到，追求绝对安全的做法并不能带来真正安全，反而会陷入严重的安全困境。20世纪50年代，约翰·赫兹（John Hertz）指出了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困境：一国并非出于恶意追求自身安全的行为，导致其他国家不安全并增加军备，最终造成双方都不安全的悲剧结果。唐世平教授概括了安全困境诸特征：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无法确定彼此当下和未来的意图、从而产生对他国权力增长的恐惧，对他方意图不确定而累积防御能力、但这种能力蕴含着进攻潜力，安全困境的自我加强并时常带来冲突螺旋式上升和军备竞赛，安全努力的追求是自我挫败的——权力越来越多、安全越来越少。张宇燕和冯维江认为，安全困境就是安全投入增加但安全水平不升反降的状况；为趋近绝对安全而不断增加安全投入，最终将陷入安全困境。因此，安全困境系一方为追求绝对安全，不顾及另一方安全利益无限制提升安全能力，迫使另一方做出提升安全能力的回应，反过来加大了对方的不安全感和继续提升安全能力的行动，最终使双方都陷入更不安全的处境。
就俄乌冲突而言，美国领导的北约军事集团不断东扩，试图增大自身的绝对安全，却是以牺牲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为条件的；而俄罗斯对美国领导的北约东扩所造成安全威胁的认知出现重大变化，即认为北约是俄罗斯最大的安全威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安全威胁认知上陷入敌对状态，双方在安全目标上尖锐对立，在安全手段上针锋相对，特别是北约2020年授予乌克兰“增强伙伴国地位”资格，促使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迅速上升，俄乌冲突的爆发就只是时间问题。由此可见，当俄罗斯2022年2月再次以军事手段来消除安全威胁之时，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同样进行强力回击，俄乌冲突遂陷入今日之安全困局，全球安全危机达到前所未有的危险程度。
俄乌冲突对全球安全的影响
俄乌冲突持续已逾百日，它兼具混合战争和代理人战争等特点，目前虽然仍属于欧洲范围的局部战争，但它牵动各国，波及全球，对世界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影响。
第一，加剧了全球多重安全危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安全领域的主要类型，俄乌冲突加重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一方面，俄乌冲突表明传统安全问题仍然是巨大的现实挑战。一是加速了全球军事化程度。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迅速加入了武装乌克兰的行动，向乌克兰交付大量武器，包括毒刺导弹、无人机、装甲车、防弹衣和其他小型武器。然而，作为对乌克兰的实际和象征性支持，武器援助不仅会延长冲突，而且可能导致冲突的失控。俄乌冲突还增大了欧洲国家的军费开支，德国开始规划增加军费预算和重振军备，远在亚洲的日本也借机强化军备，拟将军费预算提升至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采购先进武器装备，全球军售订单激增军事化程度攀升。二是增大了核战争风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2月27日明确指出，“俄罗斯的威慑力量包括核武器”，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俄罗斯首次明确公开发出的“核警告”。尽管人们认为，只要北约不直接出兵乌克兰，或者说普京政权没有面临严重生存压力，俄罗斯直接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不大，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步步紧逼，意图让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潭且使之不停地“流血”的举动，已引起了俄罗斯的极大不满，核战争的风险并未完全消除。此外，俄乌冲突也刺激一些国家考虑拥核，核不扩散体系更不稳定。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导致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严峻，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战争难民问题等。一是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2021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约占全球小麦出口的1/3，分别是全球小麦第一大和第四大出口国。俄乌冲突不仅直接推高了全球粮价，而且影响全球粮食供应，对全球粮食进口国造成极大压力。以中东为例，对于埃及、摩洛哥、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严重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粮食进口的国家来讲，俄乌冲突增大了它们的粮食安全压力和财政压力。例如，埃及小麦价格在冲突爆发一个月后上涨了50%。二是损害“人的安全”。俄乌冲突导致能源和粮食价格高企，许多国家通货膨胀屡创新高，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对“人的安全”和生存构成了直接威胁，特别是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尤其突出。这些问题还可能引发次级风险，并与既有风险结合在一起，引发民众抗议，一些国家再度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浪潮。三是造成新的难民危机。联合国难民署指出，俄乌冲突造成600万难民，以及使800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难民不仅将面临直接的肉体和精神压力，而且冲突对他们的影响将是长期的，他们的医疗、教育、社会福利问题也难以保障。
第二，制造了新的安全困境。一方面，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借势再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权势“东升西降”的态势愈发明显。美国战略界对此充满战略焦虑，在中东地区则表现为战略收缩，在亚太和欧亚大陆表现为“大国竞争战略”。这种战略焦虑是缘于美国的霸权思维，对日益上升的中、俄等国家产生战略恐慌心理。因此，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不断拱火和火上浇油，竭力“挺乌遏俄”，其战略动机有二：一是美国试图借俄乌冲突转移国内矛盾，聚合民意支持基础，即通过对俄罗斯的极限挑战和挑衅实现“内病外治”的目的；二是在欧亚大陆层面，利用俄乌冲突整合传统的盟友体系，加大对盟友的领导和控制，实现“以乌制俄”“以俄压欧”的目的。美国执意推动北约东扩，在乌克兰搞“颜色革命”，打断欧俄经济合作与构建和平框架进程，最终诱发俄乌冲突，就是美国“离岸平衡”战略实施步步紧逼的结果。美国的如意算盘就是坐视无情的战火在别人家燃烧，自己坐收渔利，实现“弱俄”“困欧”、巩固其霸权的目的，同时又让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总之，美国不会轻易让这场冲突收场。
另一方面，美国大行“胁迫外交”，威逼利诱其他国家站队支持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未积极回应美国的要求，不愿意选边站队。以中东为例，多数国家持谨慎的中立立场，并试图在俄罗斯与西方阵营之间两面下注，但以不激怒俄罗斯为底线。在关于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立场上可以分为五类：积极支持、消极支持、中立、谨慎反对和坚决反对。一是积极支持派，主要是与俄罗斯有着紧密战略联系的叙利亚，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称“俄罗斯的行动是对历史的纠偏，西方应对混乱和流血负责”。二是消极支持派，包括伊朗、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这些国家出于战略原因，支持俄罗斯，强调“乌克兰冲突的根源在于北约的挑衅，俄罗斯的安全关切需要被尊重，冲突的政治解决应当是公正和全面的”。三是中立派，包括埃及、沙特、阿联酋等。这些国家与俄、美都有良好关系，因而试图保持中立态度。它们表示“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避免人道主义危机”。四是谨慎反对派，主要是以色列、卡塔尔和土耳其，它们既是美国的盟友，又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它们认为“俄罗斯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表示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五是坚决反对派，科威特出于1990年遭受伊拉克入侵的经历，强调“尊重乌克兰独立和主权的重要性”。然而，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反对美国和欧洲大国对俄罗斯的极限施压和制裁行动。
与此同时，俄乌冲突表明欧洲安全结构趋于瓦解，正在形成所谓“安全黑洞”。美国既是制造冲突的始作俑者，又是危机的推动者和利益的收割者；俄乌对峙双方都承受巨大损失和代价；而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欧洲诸国经受严重威胁，不仅安全威胁认知发生变化，安全体系出现危机，欧洲国家在享受了大半个世纪的和平和发展之后，再度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第三，严重冲击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俄乌冲突对于全球安全治理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表现在安全治理议题、治理方式和治理观念三个方面的转变上。首先，军事冲突和军事安全问题上升，一定程度改变着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伴随着美国全面转向大国竞争，世界进入动荡和变革相互交织的时期，世界不安全更加严峻，全球性军事安全问题空前突出。俄乌冲突存在着升级的可能，世界各国纷纷走上重振军备“老路”，高端武器流向极端分子的可能性大增，21世纪面临重回“丛林时代”的危险。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不断加大军备竞赛规模，发动新冷战，利用俄乌冲突试图不断削弱俄罗斯，不断在中国涉疆、涉台和南海问题上极限施压和极限挑战。此外，美国还从政治、安全、经济、金融、科技等领域进行全面布局，控制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以集团化、区域化阻止全球化，维护其霸权利益。
其次，集团对抗取代机制合作，改变了安全治理的方式。冷战后，大国之间虽不乏矛盾，但仍维持了较高水平的大国协调，尤其是以联合国安理会为平台的安全合作。然而，围绕俄乌冲突以安理会为平台的大国安全合作彻底陷入僵局。美国大搞集团对抗，北约的“全球化”意图和行动偏好也更为突出。北约从持续东扩蚕食俄罗斯战略空间、南下打击利比亚推翻卡扎菲政权、干涉阿富汗和伊拉克以染指中亚和西亚，现在又开始将干涉的触角伸向亚太地区——企图介入南海事务。因此，北约集团既是美国实施全球霸权战略的帮凶，也是美国的工具。
再次，零和思维取代共赢理念，进一步扭曲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在俄乌冲突中，整个北约集团普遍陷入盲目的非理性“反俄狂热”之中，对俄罗斯全面制裁达到极限。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能认真理性地看待俄罗斯的合法安全关切，仍然陶醉和痴迷于重演苏联解体的全胜情景，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进一步上升。美、俄双方陷入互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其安全理念已转变为“零和”（zero sum game），甚至“负和”（negative sum game）思维，这种互视为安全威胁的认知和敌对行为短期内很难改变。
推进全球安全治理的途径
俄乌冲突凸显了全球安全危机和安全治理的艰难性，也表明全球安全治理的紧迫性。所谓安全治理困境，即安全治理主体之间因缺乏共识而形成的治理困局和僵持状态。然而，困局并不意味着无解，更需要理性应对，不断创造条件，逐渐加以破解。
破解安全治理困境，需要从重建安全互信入手，明确意图，逐步改变安全威胁认知，建立安全风险防范机制，逐渐缓解安全危机、摆脱安全困境。布斯和惠勒曾提出，安全困境是多类型的。如果说不确定性是一座房子，其中包含着多个房间，即使同样存在不确定性，当存在机制约束和互相信任时，一些房间也可以比另一些房间更安全。可见，安全困境虽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建立机制和约束敌对，改变意图和建设信任来缓解和超越安全困境带来的安全风险。尹继武也认为，安全困境是可以缓解的，其核心在于克服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通过战略沟通增强国家意图传递的可信性与正确认知，从而实现命运共同体。2022年4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指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并阐述了“六个坚持”，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全球安全倡议丰富了新安全观的内涵，不仅对俄乌冲突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而且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方案和蓝图。
第一，在安全理念上，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弘扬和合共生的安全理念。全球安全治理的路径建设，离不开新安全观的树立。俄乌冲突触发或加剧全球安全危机，“零和”博弈思维和“负和”博弈思维导致全球安全危机四伏。事实上，乌克兰的安全感只能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来实现，而乌克兰政治精英不切实际地幻想着依靠美国和北约的力量以求得自己的安全。但问题在于，在缺乏安全信任的前提下，一旦乌克兰“靠向北约”，那么俄罗斯就没有安全感了，会视其为严重的安全威胁。乌克兰越是靠向北约，其安全危机和风险就越高。这表明，自主安全的必要性和相互安全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多重危机，中国提出了应对诸类问题的长远之策和根本之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这脱胎于中国传统智慧的和合共生安全观，既是中国提供的新时代全球公共产品和集体智慧，又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应对危机的关键力量。因此，以新的安全观为核心，强化人类和合共生的安全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才能确保世界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第二，在安全机制和治理方式上，要建立包容性安全机制和利益驱动型安全治理模式。安全机制的建立应当是包容性和合作性的，这样才能公平和长久。全球安全机制必须是一个包容俄罗斯的安全安排。目前，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安理会刻意排斥俄罗斯，甚至试图抛开中、俄“另起炉灶”，这种安全体系的设计不仅是无效的、脆弱的，反而会使安全问题更趋恶化。只有尊重各国合法安全利益和安全关切，坚持“安全不可分割”（indivisibility of security）原则，即一国不能以减少另一国的安全为代价来增进自身的安全，由此建立的包容性安全架构才是合理的、良性的和持久的。同时，在安全治理方式上，改变当前的危机驱动（crisis-driven）的安全治理模式，确立利益驱动（benefit-driven）的安全治理模式，前者具有被迫性和强迫性特征，后者则显示其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注重共促发展、共享安全的内在机制，有助于引导实现具有普遍、包容的安全共同体。
第三，在安全议题上，要统筹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俄乌冲突中，人们的聚焦点主要是在军事对抗这一传统安全问题。该问题的重点是如何实现停火，其核心是解决俄罗斯的合法安全关切。如果美国领导的北约持续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只会加剧俄罗斯的恐惧情绪和不安全感，不仅不能维护乌克兰的安全利益，而且很难促使俄罗斯结束军事行动。同时，由于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难民安全、环境安全等问题波及世界各国，其影响深远，已成为亟待破解的复杂安全难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和避免局势失控。
结语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前景尚不明朗，但其教训深刻，足以引起人们的警醒和认真反思。从俄乌冲突可以看出，建立安全信任、尊重各国合法安全利益是安全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安全是相互的，既没有真正意义的绝对安全，也没有孤立存在的独享安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长期视俄罗斯为异类，并将其视为主要安全威胁，以此强化排他性安全联盟，最终导致俄罗斯不安全感上升；反过来，俄罗斯使用武力消除安全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又使西方世界感受到极度不安全，最终双方陷入安全困境。由此可知，安全体系的建立应当是包容性而非排他性、合作性而非对抗性的、公共性而非集团性的，前者能保证和平和发展，后者将导致冲突和对抗。
俄乌冲突也让人们看到“世界走向分裂”的迹象。霸权思维和强权政治是21世纪人类发展和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审视俄乌冲突及其代价，可以发现：美国偏执于大国竞争，执念于霸权思维，醉心于全球霸权，追求绝对安全和独享安全，奉行新干涉主义，单边主义和胁迫外交，挑起冲突，制造战端，反映了美国维护其霸权利益的本质，对全球安全体系和安全治理则造成严重威胁。美国既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又不尊重他国的合法安全利益，甚至将其他国家发展和崛起视为安全威胁，并以“民主国家代言人”自居，在世界制造“民主”和“威权”两个世界的对抗，加剧了全球动荡和世界的不安全性，国际社会失序和失控的风险正在逼近。因此，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只有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有可能迎来新的曙光。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引，以尊重各国合法安全利益为前提，共同塑造具有包容、合作、共享的安全治理机制，构建具有权威和高效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这需要人们的远见卓识、理性、包容和行动力。
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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