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世界政治的演进，文明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面对冷战结束后西方战略思想界对“文明冲突”的渲染和现实世界政治中存在的文明冲突的风险，中国积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并将之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当今世界，文明多样化是大趋势，有些文明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存在着“冲突基因”；然而，文明之间也有和平共存的基础，文明交流互鉴是人间正道。中国始终坚持文明是多样的、平等的、包容的，始终坚持不同的文明应该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并且积极践行之。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处理好中华文明同西方文明的关系。中国正努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冲突
基金资助：2020年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级科研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21.03.018
分类号：G115；D82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必须在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这五个关涉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面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文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对其他方面的构建有着重要影响，人类如果不能在文明交流互鉴上携手合作，就不可能成功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文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文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而且其重要性正呈上升趋势。“文明”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跟落后、粗野、原始、未开化等相对立的状态，如“文明礼貌”“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二是跟“文化”一词含义相近，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本文所使用的“文明”一词，指的是第二种含义，而且主要指向精神财富。
当然，这两种文明的含义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却又无法截然分开”。不同的文化在某些方面如科学、教育上确实存在着差异。较先进的一方自然会认为自己更能代表文明，而他者尤其是差异较大的他者则是文明的对立面。这种文明观普遍存在，不过在资产阶级那里表现得最为极端。马克思、恩格斯曾批判过资产阶级的这种文明观。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文明”虽然指向上文所说的第一种含义，但是也与第二种含义相关。资产阶级之所心将自己的民族视为是“文明的”，将其他民族视为是“未开化的”，就是基于它们所在的国家在科学、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整个物质财富生产和某些精神财富生产上更为先进。
在当今时代，人们对第一种含义上的文明存在高低之分是普遍接受的，但是对第二种含义上的文明是否有高低之分则存在明显的争议。中国始终强调，虽然承载着不同文明的文化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差别，但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
文明与文化最大的区别就是“文明”是成体系的。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认为：“文明是既存在巨大内部差异又松散聚合的文化体系。”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勒芬·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认为：“人类已经有长达400多万年的历史，但是人类文明史却不足6000年。”也就是说，“文化”一直伴随着人类，但是“文明”只是某一地域和民族的文化达到一定的高度时才出现的。文明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标准，至少要具备如下要素中的某一些：文字、建筑样式、城市、社会组织形式、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如此，曾经有难以统计的民族在地球上生存过，都有自己的文化，但是文明在每一个时代却屈指可数。斯塔夫里阿诺斯将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欧亚大陆上的文明称为古代文明，只有五种类型，即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河、商朝；将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欧亚大陆上的文明称为古典文明，只有三种类型，即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将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欧亚大陆上的文明称为中世纪文明，只有四种类型，即伊斯兰文明、拜占廷文明、儒家文明、西方文明。至于现代文明，则有很多划分法，亨廷顿将现代文明分为八种：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这八种文明中，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这四种不仅各覆盖了10多亿人口，而且还都有悠久的演进历史、发达的文化内涵、独特的文化品质，几乎是人们公认的世界级的文明。此外，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或俄罗斯文明以及未被纳入“八种文明”的波斯文明或伊朗文明、土耳其文明、墨西哥文明等也是覆盖人口较多、历史悠久并具有特独文化品质的文明。也有按地域来划分文明的，如将世界文明分成“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最为简单的分法是将世界文明分成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不过，何为西方文明，何为东方文明，学者们又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东方文明专指中华文明；也有人认为，西方文明之外的皆算东方文明。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不管怎样，从对文明的划分可以看出，作为成体系的文化，文明是相对稳定的，而文化则有明显的动态性。
作为成体系的文化，文明虽然有时被作为文化的同义词使用，但是在更多的语境下，文明通常指向文化成果中的精华部分，尤其是同处世哲学、价值观、伦理道德、信仰有关的东西。比如有各种俗文化的称谓，像酒文化、饮食文化，但却没有相应的文明；可以说腐败文化，但却没有腐败文明之说。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明史虽然只有几千年，但却是人类的辉煌时期。学者们之所以用文明来命名这段历史，就是因为文明是这段历史的最重要标志。所有在地球上生存过的人群，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了文明并不断进步者，都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走向文明，或者有了文明却止步不前者，就逐渐衰落，乃至被淘汰。所以，文明是决定人类进步方向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在主权国家出现之前，文明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那时的所谓国家，并没有明确的领土划分和主权观念，那些归属某种文明的民族经过征服建立起帝国。只要有可能，帝国可以无限扩张。所以，这时的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不同文明以及同一文明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后，主权国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文明退居次要地位。同一文明内会有许多主权国家，它们对主权以及基于此的国家利益的重视远胜于文明的归属。然而，尽管如此，文明仍然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呼吁世界各国在政治、安全、发展、文明和生态这五个方面真诚合作，同心协力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各文明之间能否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他四个方面的构建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政治方面，当今世界193个主权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所归属的文明的影响，所以，不同文明之间如果不能正确相待，归属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很难顺利发展。在安全、发展和生态这三个方面，各国的文明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其安全观、发展观和生态观。偏好文明隔阂、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者，在安全上往往容易秉持对抗思维，陷入安全困境，寻求排他性的自我绝对安全，在发展上倾向于只顾自己不管他者的零和博弈，在生态上缺少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反过来说，如果各国都能够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努力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交流互鉴，那么各国也就比较容易做到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安全上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在发展上同舟共济、寻求普惠共赢，在生态上尊重自然、合作保护地球家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筑牢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三根支柱。利益共同体是物质基础，没有共同利益，任何共同体都无从谈起；责任共同体是核心，只有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愿意并能够承担起维护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所应负的责任，才能有效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是灵魂，没有共同价值，共同体成员不可能对共同利益形成理性的判断，更不会理性地认识共同责任。文明是影响价值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因素，因为价值观是文明最为核心的内容。
总之，文明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建立开放包容的文明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
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人间正道
在人类文明史中，一直存在着不利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观念，主要包括文明隔阂、文明优越和文明冲突。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文明隔阂已经越来越被摒弃，那些顽固坚持文明隔阂的民族要么严重衰落，要么被逐渐淘汰。西方文明借助现代化和全球化之威在近代以来迅速扩张，成为具有明显优势的文明。于是在许多西方人的头脑中形成了“西方文明优越论”，认为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其他古老文明都将被西方文明征服、同化。然而，世界政治的演进并非如此。随着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它们的文明也在逐渐复兴，而文明复兴又增强了这些国家的自信，使其愈加坚定地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而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站上了世界舞台。西方的一些战略思想家逐渐认识到了西方文明不是普世的，人类文明是多样的现实，担忧不同文明在相互交往、碰撞过程中会走向冲突，进而损害西方的利益，于是“文明冲突论”应运而生。
“文明冲突论”虽然遭到广泛的批评，但是我们需要看到此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政治的现实。决定国家对外行为的动力，除了领土、财富等物质因素之外，还有精神因素。唯物辩证法在肯定物质决定精神的前提下也承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精神信仰同物质利益结合，能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利益经过信仰的透镜折射后，可以被扩大无数倍。”纵观人类文明史，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虽然主要是“权力政治”运行的结果，但文明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的冲突与战争不胜枚举，有些文明之间确实存在着“冲突基因”。
不过，在看到文明之间存在冲突基因的同时，还需要看到，同一种文明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有时还胜过文明之间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主要是基督教文明内部的国家在相互厮杀；两伊战争则是伊斯兰教文明内部的冲突； 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许多伊斯兰国家站在了西方一边；在科索沃战争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为了维护穆斯林的“利益”而打击自己的“兄弟”——东正教徒。这些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基因”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过分夸大。
在看到文明的“冲突基因”时，还要看到文明冲突并非文明之间关系的全部。冷战后，虽然出现了像“文明冲突论”这样对未来文明关系和世界和平持悲观态度的政治理论，但是也产生了对世界和平持乐观态度的理论。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贝克提出的“动态创造性和平”理论。贝克从哲学角度论证了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世界和平正是在文化矛盾中实现动态统一的，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创造性碰撞或冲突，不但是和平的存在方式，也是实现和平的手段。他指出：“创造性的和平意味着形形色色生活方式在相互补充中结成生命共同体。这种和平不可能最终成为单一色彩的标准文化，比如说，某种知识和意识形态上‘绝对一元论’的统制产物。后者将压制和阻碍人们自由的各自发展。”他还针对有些人对文化碰撞会导致文化或文明冲突的担忧，提出了文化碰撞能够产生“创造性飞跃”的观点。他说，这种创造性飞跃“就像新物质从化学上说的化合过程中产生——如氢和氧化合成水，其具有无法从原有物质性质中导出的新特性——那样。在新的文化中，作为成份的诸传统文化将能以批评的和建设的方式扮演挑战性的互补伙伴，而它们自己也必须不断学习，以使自己的人性品质适应于更深远的同一”。
被誉为“和平学之父”的约翰·加尔通（JohanGaltung）总结了当今世界主要文化和宗教中“最有利的一面”。他认为，印度教主张保持带来“乐受”的东西，灭掉那些产生“苦受”的根源；佛教强调以不杀生、非暴力作为获取手段；基督教的启示源于两点，一是希望，二是担负个人责任；伊斯兰教崇尚团结，人们集体呼吁和平；犹太教主张对话。可见，这些“最有利的一面”都不支持文明冲突，而是走向文明和平。
同文明冲突论相比较，文明和平论更有现实依据。当今世界归属不同文明的国家都聚集在以维护世界和平为首要宗旨的联合国框架内，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除了极少数政客和极端人群外，世界各国人民及政府都积极行动起来抗击疫情，体现出对人的生命的珍视，而珍视生命正是和平这个重要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核。
纵观人类文明史，不同文明共存、交流互鉴是更重要的内容，甚至是文明关系的主流。文明之间有隔阂、冲突，也有交流互鉴，最终交流互鉴超越隔阂冲突，这是文明发展的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文明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之间关系更为本质的方面，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演进中，如果不同文明之间总是冲突，或者以冲突为主流，那么各大文明都很难进化，恐怕早就在无休止的冲突中衰败乃至消亡了。从几大文明进化的历史可见，它们都是在继承已有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汲取其他文明的合理成份，实现对本文明的再造和提升。而且，各方再造文明的方法“都是积极汲取古今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结果都不是旧文明的翻版，而是一种崭新的文明”。人类的文明史表明，文明和平共存、交流互鉴才是人间正道。
三、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斯塔夫里阿诺斯总结的文明几大发展阶段中，每一阶段都有中国的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直具有世界情怀，愿意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中国一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促进者，特别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越来越重视文明问题，并且将之与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紧密结合起来。中共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时，将各国“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作为新秩序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强调，“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和谐世界时，将“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作为和谐世界的重要内容，与政治、经济、安全、环保并列，成为“五位一体”中的一位。中共十八大报告将“文化多样化”作为世界发展的一大趋势，并且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包容互鉴”精神。所谓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共十九大报告将“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作为国际局势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且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项要求之一。
中国在越来越重视文明交流互鉴的同时，也不断地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的文明观。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系统阐述了中国的文明观。他讲道：“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总之，“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的文明观符合当今世界文明的现实情况和时代潮流，有利于推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平共存。
中国在提出、倡导新文明观的同时，也努力践行新文明观，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推进同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中国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双边人文交流机制。自2000年12月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内成立了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始，中国已经先后同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欧盟、印尼、南非、德国等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人文交流机制，这些机制对促进中国同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双边的人文交流机制外，在中国与地区多边的合作机制中，比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加强教科文卫和社会方面的合作都是其重要内容。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更加重视人文交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党和国家首次针对中外人文交流工作制定专门文件，为新时代中外人文交流确立了新方向。
讲中外人文交流，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一带一路”建设。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因为它“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覆盖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样广大范围内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无疑将极大地促进各国人民、各种文明的交往。“五通”中的民心相通，实际上就是通过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文明的人，只有通过不断交流、互相学习借鉴，才能达到“通心”；文明隔阂和冲突只能阻碍民心相通。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亚洲是古老文明汇聚之地，也是当今世界文化多样化最为突出之地。如果亚洲国家能够在文明交流互鉴上表现良好，那么一定会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起到表率作用。2019年5月15—22日，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主要面向亚洲搭建的以文明为主题的重要对话机制，对促进亚洲国家的文明交流互鉴必将起到重大积极作用。
对中国来说，推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必定会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最为严峻的是处理中华文明同西方文明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一些战略思想家过于夸大了文明的冲突基因。这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冷战结束和意识形态对抗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减弱，文明问题的地位确实较以往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思想家们还在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在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寻找战略竞争对手。如果透视一下“文明冲突论”，冷战时期那种“敌”“我”“友”阵线分明，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清晰可见，只不过是以文明取代了意识形态作为划线标准。在亨廷顿所划分的八大文明中，东正教文明与拉美文明同西方文明有渊源关系；非洲文明、印度文明都曾被西方文明“征服”过，深受西方文明影响；日本文明经过“脱亚入欧”已经具有很强的西方色彩；唯独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同西方文明差异显著。于是，亨廷顿认定，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同西方文明冲突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为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不仅如此，在文明最为核心的内容——价值观——上，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同西方文明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有对立的成分。亨廷顿强调，在实践上，“儒教或儒教影响下的社会一直是不欢迎民主的”，除去土耳其这个例外，“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在任何一段时间内维系过完全的政治民主制度”。这里，亨廷顿对政治民主的观察和理解明显带有西方的偏见，而且还有时间的局限，但是他对这三大文明之间差异的认识还是颇为深刻的。
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的战略思想家们越来越关注西方文明同中华文明的潜在冲突。在他们看来，中华文明与其他非西方文明比较起来最具有凝聚力，最易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伊斯兰教文明虽然与西方文明具有很强的对抗性，但伊斯兰国家却是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很难对西方文明构成长远的、战略性的威胁，只有中华文明，由于有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强国为核心载体，必将对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构成挑战。亨廷顿比较了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构成的威胁：“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文明冲突论”成了“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内容。
那么，现实到底如何呢？中华文明真的就与西方文明“不共戴天”吗？中华民族自古就崇尚“和为贵”，“友好”“亲善”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特别是当今的中国积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更是以学习的姿态对待西方文明，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华学子到西方国家学习，有大量介绍西方文明、宗教、哲学、思潮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更为重要的是，中西文明有很多内容是相容的，许多基本的品质和理念是相近的，两种文明不仅能够和平共处，而且还可以互相补充、借鉴。我们有理由设想，随着中西文明的不断交流互鉴，两种文明都会产生“创造性飞跃”，使人类文明的历史更加辉煌。只要西方政治家们能够摒弃冷战思维，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两种文明间的共性与差异，不寻求对抗，而是积极促进国家间的交往、沟通，增进人民之间的了解，中西两大文明体系和平共存、交流互鉴的前景将是非常乐观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世界情怀，着眼未来，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和西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也应该形成共同的价值。中西文明应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共同进化、再造。
四、结语
面对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有可能主导世界政治走向、干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风险，中国积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平等相待、和平共存，化解文明冲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将文明交流互鉴纳入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之中，将之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本面。一方面，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不仅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而且文明交流互鉴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他四个基本面以及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灵魂的人类价值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反过来也影响着文明交流互鉴。如果世界各国能够在政治、安全、发展、生态上同心协力、合作共赢，那么必定会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良好的大环境，极大地有利于化解文明冲突，进而实现不同文明和平共存共进、相互学习借鉴。基于此，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性互动，应当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辩证思维观察国际局势，强调“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强调“要深入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面对总趋势对自己不利的变局，为了继续维护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不断强化大国竞争和集团政治。特别是美国拜登民主党政府上台后，试图打造基于价值观的“民主国家联盟”，重新掀起在全球推广西方“普世价值”的浪潮。这种动向无疑不利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上迎难而上，持之以恒地倡导、践行新文明观，推动同各国的人文交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不断深化对文明问题的理论探索。在2019年5月举行的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进一步阐述了新文明观以及文明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他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继而他提出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四点主张。一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二是“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类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三是“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文明也需要新陈代谢，“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四是“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对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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