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看，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也是人类错误的经济理论和过度的经济行为所导致。要有人能居住的地球，气候、生态和环境向适宜人生存的方向转变，一个关键还是要对人类的经济行为有深刻的反省和改变。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以及多个机构指出：当前人类正面临经济、气候、环境、生态及社会等多重危机（Polycrisis），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危机非常突出。联合国环境署在2021年出版的报告《与自然和谐相处》，用大量数据指出人类正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及环境污染三重星球危机（Triple planetary crisis）。WEF《全球风险报告2023》同样警告世界，两年内人类面对前10位的主要风险中，五个是关于气候环境方面的，而10年内前10位最主要的风险中，六个是气候环境等方面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在很多场合苦口婆心地警示，人类对自然的战争已经使我们居住的星球破碎，气候变化等灾害已经过了红色预警点，全球必须行动起来，团结一致积极应对，让世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然而，尽管人类在努力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成效还不能令人满意。2022年，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尽管COP27会议同意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以补偿因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所导致的损失和损害，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进步，但在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加大行动减缓气候变化，以及怎样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几乎乏善可陈。
去年全球很多国家经历的极端高温，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经历的超大洪水，还有北美发生的极端寒潮，这些极端灾害天气显示，气候变化正因为人类的拖拉、不作为，可能超过灾害性的临界点，造成更多生命财产损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维持1.5摄氏度上限的战斗将在这10年中获胜或失败。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场战斗正在失败。
高远目标一事无成
此外，虽然COP15达成了历史性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了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描绘了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可是人们却不敢乐观。COP15会议目标定得很高远，但关于实现目标的资金的落实机制，却没有着落。2010年在日本爱知县召开的COP10峰会制定的2011年至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即“爱知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
有国际观察人士指出：自2000年开始，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一直在设定高目标，却没有建立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的财务架构。各国代表每10年都会达成未来10年的全球目标，但是每个10年的目标最终都未能实现。
人类社会不仅须要通过协定设目标，更须要采取实际行动把目标变成现实。
在气候变化领域，历史性的《巴黎协定》规定的全球温升目标，按目前世界各国的进展，实现的可能性让人忧虑。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难道也要同样上演让人心痛的故事？
因此，要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减少三重星球危机的冲击，仅靠目前从1992年到如今的进程，怎样让达成的协定真正落实？各国始终在不是很令人满意的COP谈判大会上制定目标，然后又鉴于各种理由不履行国际协议规定的责任，这样改善人类的气候、生态和环境是非常困难的。在国际谈判的机制方面，必须思考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加快人类达成相关协定，以及让协定真正落实？
走过30多年，人类须要对联合国的这种环境治理机制进行反思并且改革，否则，G7国家达成建立的气候俱乐部，联手构建发达国家的“碳关税同盟”，以及欧盟将于今年10月起正式运行的碳边境调节机制，都会使全球应对气候危机走向小圈子和碎片化。
这种从政治层面改善或改革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机制，在当前由于俄乌战争导致的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更加困难。但是，越是危机时刻，越须要卓越的领导者发挥智慧和领导力，唤起全球意愿，让人类切实行动。
人类面临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危机，从根本上看，也是人类错误的经济理论和过度的经济行为所导致。要有人能居住的地球，气候、生态和环境向适宜人生存的方向转变，一个关键还是要对人类的经济行为有深刻的反省和改变。
工业革命以来250多年，人类的现代化主要是靠市场经济推动的。市场经济一个重大缺陷是将人类的经济行为，凌驾在地球资源与环境之上。人类对待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态度，如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所言，大自然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人类利用它并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财产。自然只是人类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外部要素。
经济发展不能独立于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都存在着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外部性。当人类的经济活动规模在不断进步的科技支撑下，不断扩张、增大，对地球造成的巨大破坏，已经到了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程度。
在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上，有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因此，很多人相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很多国家的环境问题会好转。
但是，WEF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很有影响力的书籍《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中指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关于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的库兹涅茨曲线的推论，而由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观察到的库兹涅茨曲线，本身是否能在大范围内站得住脚，都是有问题的，更没有得到全面的验证。
相反，人类近几十年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不能独立于生态环境而存在，必须把环境要素如资本、人力和土地一样，纳入经济理论的范式中，才能更好地制定人类的经济行为。
总之，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人类不能再把地球上的一切视为发展经济的外部资源，必须改变过去这种对大气、环境和生态产生巨大损害的经济模式，使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本质的变革，才能走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这就要求社会转型，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生态文明，才能破解威胁人类生存的三重星球危机。
原文：《联合早报》，202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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