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18世纪将中国看作值得被效仿的东方大国，到冷战时期视中国为两极阵营当中的敌人，再到冷战后对华战略竞争认知框架的建立，在长达二百多年的中美互动进程中，美国的中国观历经多次变迁，并塑造了不同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本文聚焦分析近代、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美国不同中国观的具体内容及其政策影响，从美国中国观演变的历史进程中透视美国对华“他者化”的叙事逻辑，指出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旧接触共识”存在的认识论谬误，并就未来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提出“新接触共识”的愿景。
[关键词]
美国；中国观；中美关系；旧接触共识；新接触共识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Isaacs）曾经这样形容美国的中国观：“我们对中国人的认知是其兼具聪慧和无知、活力和可鄙、保守和极端、达观冷静和突发暴力。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总是在同情与反感，家长式的爱护与恼怒，钟情与敌视，热爱与憎恨之间徘徊。”[1]美国对中国情感的双重性贯穿中美交往的漫长历史，在近代、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交织并存，并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以多样的形式呈现。
近代，随着中国国力的衰退，美国在对华商贸、传教和援助时将中国看作需要经济扩张的对象和可供改造的弱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视中国为站队在苏联阵营中的敌人。20世纪 70 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破冰进程开启后，美国开始将中国看作对抗苏联的“准盟友”，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形成了对华接触的新认知框架。后冷战时期，克林顿、小布什两任政府在遏制和接触之间摇摆，但总体延续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所确立的接触路线。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两国实力差距逐渐缩小，美国精英对华疑虑逐步上升，负面认知不断加剧，中国开始被美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从奥巴马到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逐渐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共识。
一、近代美国的中国观
在中美开启交往历程之前，美国的中国观受欧洲思想影响颇深，总体对中国持赞誉态度。第一批美国人来华后，在异国制度、伦理冲击之下改变了以往从欧洲思想家著述中积淀的对华友好认知。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贫弱更让美国人的情感从仰慕转变为轻蔑。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有识之士救亡图存运动的兴起和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涌现，美国的这种轻蔑感又发展成为同情感，将中国看作是需要被保护的对象，并以“恩赐者”的身份自居。
（一）清朝中晚期：从“羡慕”到“失望”
1784 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正式开启了中美之间的交往历程。此时的中国正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之下。清朝中晚期是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的交变期，既面临着内部性的破朽和革新，又遭到西方工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冲击，被李鸿章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力由盛转衰影响着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的情感在清朝中晚期经历了从“羡慕”再到“失望”的转变。[2]
在“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之前，美国人主要通过传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和欧洲思想家的著作了解中国。精美的丝织品、瓷器和茶叶贸易，以及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欧洲思想家笔下对中国文明的肯定性叙述锚定了美国对中国的正面印象。伏尔泰曾经在《道德论》中提出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对中国的官僚体系大加赞扬。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在内的一批美国开国元勋都对中国的社会体系和制度运作颇为向往。富兰克林甚至曾考虑派使者前往中国，让“年轻的美利坚民族”可以学习中国法律。在美国人眼中，这一时期的中国官僚体系成熟、军事力量强盛、生产力强大，是值得效仿的对象。然而，正如费正清所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这一时期的中国观，是“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并被“日后通商口岸那些对哲学不感兴趣的商人和领事的诽谤而粗暴地粉碎了。”[3]
在“中国皇后号”来华后，美国人首次亲身进入中国的环境氛围当中，两种世界秩序相撞，中美之间殊异的秩序观、价值观给美国人带来直接冲击。基辛格在《论中国》评论道，“中国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它从未长期地与另一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过……和美国一样，中国认为自己发挥了一种特殊作用，但它从未宣扬过美国式的普世观并借此在世界各地传播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而是仅把注意力放在驾驭近邻的蛮夷上。”[4]西方以主权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与中国的朝贡体系观大相径庭，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不论是以马戛尔尼为代表的英国人，还是以美商为代表的美国人，都是未开化的“蛮夷”，是需要被“天朝上国”教化的对象。这一时期，美国认知中国的主体是美国商人和传教士，他们均对清朝统治者的秩序观感到不满。美国商人在亲身经历了广州十三行的官员对其盘剥后，产生了深刻的落差感。禁教政策也使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产生愤恨情绪。早在 1832 年 10 月，由美国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载文称，中国人的主要特征“自私”“骄矜和傲慢”，并且“以劣等民族看待外国人”。但这一时期，出于传教和经济利益获取的需要，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对中国的态度总体上是顺从的。例如，美国学者雅克·当斯（Jacques Downs）就曾经提及，“美国人……由于贸易而懦弱地向中国更加严酷的专制屈服。……致力于在世界各地谋生的美国人会愿意服从《防夷新规八条》，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寻求机会。” [5]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扭转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正面看法。中国国力的衰弱、在条约谈判时的故步自封都让美国意识到中国的落后性，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从朝贡体系下的大国印象转向了羸弱之国的认知，并以“黄祸论”为借口为对华扩张寻找合法依据。“黄祸论”同时也影响了美国的排华浪潮。1849 年淘金热的兴起和铁路修筑扩展了美国对劳动力的需求，《蒲安臣条约》签订后，一批中国劳动力来到美国寻求工作，参与到美国的铁路和矿工工作当中。然而，在轻视中国的总基调影响下，大量华工被歧视，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负面的中国观折射出其经济扩张和塑造中国的意图。出于开拓市场的需要，美国商人团体致力于游说美国政府，将中国纳入条约体系中，从而为其提供贸易的制度性便利，进而增强了美国对华政策当中的扩张性。而“天定命运”观和“山巅之城”的新教文化则支配着美国传教士的传教逻辑，使其将中国看作“异教之国”，企图将之纳入其所宣扬的新教观当中，改造在传教士看来“愚昧”的国家。[6]
（二）二十世纪上半期：从“蔑视”到“同情”
直到 20 世纪初期，美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才有所转变。受中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救亡图存的变革运动影响，许多美国政要开始对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抱以同情和敬意。这一时期，部分中国人吸收了美西方的民主思想，并将之运用于中国体制改革中，譬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便受到了林肯思想的影响。孙中山还将林肯提出的的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译为“民治、民有、民享”。[7]因此，当时相当一部分美国精英开始认为，有必要对向积极学习美国、逐步靠近美国的中国予以援助。
在清政府衰亡之初，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仍旧保持轻蔑。孔华润（Warren Cohen）观察到，随着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开展，“到 19 世纪末，当美国已利用它巨大的能量并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强国以后，某些美国领导人及许多美国人民都希望看到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来行动。”[8]美国的战略视野拓展到了全球，并且日渐关注其在亚洲可攫取的利益。鉴于美国人认为清政府软弱无能，加之美国国内的扩张主义思潮、种族主义思潮泛滥，诸多美国政要在晚清时期持负面中国观。譬如，美国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将中国看作是衰落中的国家，认为同处亚洲地区的日本比中国更值得尊重。[9]
随着中国一批有识之士民族意识的觉醒，美国人在与中国互动的过程当中也逐渐意识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帝国主义扩张不仅撼动了中国传统的专制统治秩序，也使中国卷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主权和国际法等各种西方国际体系概念涌入知识界，催动了中国人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乡绅、学生、新闻记者和商人开始关切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权益。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运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涌动唤起美国对中国的同情心。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抨击美国严酷的移民政策给中国带来伤害，其在1905 年 12 月的国情咨文中曾经提到，“在实施排华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及其人民极不公正。”[10]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中国人好感度增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看法的影响。这一时期，美国传教士将中国看作一个“被救赎”的对象，其长期居住在中国，对中国遭受的苦难有更深体察，返美后时常号召美国民众为在华传教事业捐款。民意的转变和教会的支持也影响了威尔逊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秉持理想主义传统的威尔逊认为，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有必要扩大美国的援助以帮助中国人民实现独立和现代化的愿望。然而，鉴于美国在中国利益范围的狭小，中国始终处于美国外交政策议题的边缘位置。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举入侵客观上损害了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中国首次成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讨论对象。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唤起了美国对中国的同情乃至敬佩。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麦克斯韦尔·汉米尔顿赞扬中国“在战争中做出了许多英勇的事情”，认为“一种真正的民族主义精神在中国兴起了……在与西方的接触中，中国的精神得到了复兴”。[11]然而，受经济大萧条的爆发影响，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兴起，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为代表的“不承认主义”主导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尽管美国政府认为日本侵华损害了美国自19 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但“不承认主义”对日本行为的实质干预非常有限。[12]1944 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式加入太平洋战场，开始对日作战，才对中国展开大力援助。由此，在抗日战争中，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与其实际行动之间产生了张力。一方面，美国民众和政府一致性地对中国抗日行动抱以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在东亚的利益判断影响了美国援助中国的实际行动，使其在中日之间保持了微妙的中立。
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中国持同情态度。但与此同时，在对华政策的实际执行层面，美国政府又受到两股力量的撕扯牵拉。一方面，部分以史汀生为代表的孤立主义者在中日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另一方面，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认为，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国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一时期美国情感上怜悯中国，但其本质仍旧将中国看作一个可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弱国，是以恩赐和庇荫的居高临下心态看待中美之间的合作。
二、冷战期间美国的中国观
二战结束后，世界秩序经历重构，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极格局确立。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观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冷战思维，而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成型则驱动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时间节点，美国在冷战期间的中国观总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前，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总体呈负面，从意识形态出发，视中国为“威胁”和“敌人”；二是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到冷战结束，这一时期美国将中国视作对抗苏联的“准盟友”，并期望中国实现朝向“现代化”的改革。
（一）新中国成立后至中美关系正常化前：从“期待”到“仇恨”
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华敌意上升。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抗美援朝”更使美国确信中国正在从“一个美国人民传统上以轻蔑、怜悯及同情态度对待的国家”，转变为美国“最害怕的敌人之一”。[13]该认知主导了美国政府的对华遏制战略，一直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前，两国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自抗战后期至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美国的中国观持续摇摆动荡，在支持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问题上举棋不定。1944年，美国专门派遣美军观察组（也称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考察国共两党的关系。在见证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的行径和腐败无能的作风后，美国对国民党日渐失望。例如使团成员之一谢伟思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官员抱持负面看法，其在1944年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及：“可以说现在的国民党是软弱的、无能的、抗拒合作的。” [14]相比之下，使团对共产党的认知显得更为正面。使团成员曾经在1945年制作了一部反映延安生活的电影，并在片段中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15]包括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特朗在内的部分美国进步人士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引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然而，美苏冷战开始、国共内战爆发后，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结盟威胁美国，美国决策层中的亲共声音逐渐被削弱。1947年，曾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阿尔伯特·魏德迈在华调查后发布报告，认为“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对美国有害”，主张美国应该扶植国民党。[16]
国共内战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方面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已是大势所趋，在对华路线上又陷入了新一轮摇摆。为了摆脱国民党失败对美国威望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国务院首任政策规划司司长、遏制战略的提出者乔治·凯南于1948年 9月开始主持重新审议对华政策，认为“中国革命发展的结果是由于中国内在原因所致，非美国力量所能逆转”，并主张“视情况决定承认谁的问题”。[17]1949年8月，由“艾奇逊小组”编写的长达1054页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发布，称国民党垮台是因自身腐败无能所致，与美国对华援助无关。为了确定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美关系路线，美国国务院还于1949年10月6日至8日召开圆桌会议，邀请费正清、鲍大可等著名汉学家和工商界人士、政界人士共同商议对华路线，其中多数主张承认新中国。[18]美国还保持和中国各方力量的接触，例如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时任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黄华在南京展开沟通，并表示其将“努力使中美关系完善解决”。[19]然而，美国内部反共声浪日渐汹涌，美国对苏联遏制态势持续强化，致使美国最终并未做出承认新中国的决定，而是采用一种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观望中国的走向。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抗美援朝”，中美在朝鲜半岛直接的军事对抗使美国对中国转而产生了敌意和憎恨感，也使美国正式抛出对华遏制路线。这一时期，美国民众和精英都对中国产生了负面的看法。此外，新中国推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路线，也让美国部分政要意识到了中国加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心。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和苏联人一样都是“赤色威胁”，是美国的敌人。这种观点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盛行于1950年到1954年的麦卡锡主义，在这一以美国反共参议员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命名的反共主义思潮煽动下，美国大量进步人士遭到迫害。美国时任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也在演讲中提及，要对中国共产党实施孤立和包围。约翰·肯尼迪上台后，将中国视为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的威胁来源，并通过对越南的军事干预以及对印度的军事支持与中国在越南战争和中印冲突中展开对抗。1964 年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使美国人的精神更趋紧张，无理指责中国“藐视人类生命和公认国际道德标准”，有摧毁国际秩序的明确意图。[20]这种敌意认知在约翰逊政府上台后持续强化。美国著名民调公司盖洛普（Gallup）的调查结果显示，1967 年，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到 91%。[21]
对华遏制战略的酝酿及其产生并不偶然，美苏对峙的国际格局和美国国内反共、反华力量的膨胀共同推动了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生成。由此，美国对华敌意在冷战期间长期持续，并主导了中美两国长达二十余年的对峙，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再到肯尼迪政府均对中国奉行贸易禁运、军事围堵的“遏制”战略。
（二）1972—1991：从“敌对”到“接触”
根据盖洛普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1973年，美国受访公众中有53%对中国印象积极，而在1972年，这一占比仅有23%。[22]导致美国公众对中国态度发生转变的重要变量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渐趋孤立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泥潭深陷，中美两国决策者在这一时期都在谨慎地思考和调整自身的外交路线。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美国对华态度好转相辅相成。前者为美国人了解中国打开了重要通道，使得美国传统的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思维为主导的中国观有所打破，丰富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讨论，而在后者的促进之下，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开始思考与中国开展交往的可能性。
美国对中国认知转变的讨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当政时期。此时的美国与苏联一度在古巴导弹危机当中陷入核大战边缘，同时美国国内左翼思潮的发展冲击了美国社会赖以运行的自由主义思想根基。美国政府面临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在国际社会则表现为实力的相对衰落，使得美国外交政策传统当中现实主义的一面逐渐占据了对外政策当中的主线。“两个中国共存论”是这种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折射。1959年，美国民间学术团体康伦协会（Conlon Association）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撰写一份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并在美国亚洲政策设计中首次提出了“一中一台”的方案。1962年，美国著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开展了以中国研究为主题的项目，并于1967年出版了《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丛书，其研究核心是主张“重新审议中国情况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1963年11月，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甚至提出，美国“期望中国被带回到国际大家庭中来，与邻居们欣然和平相处”。[23]这种所谓“遏制但不孤立”的对华战略思想成为中美之间接触战略的雏形。
尼克松政府时期，对华正常化思想正式形成。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提及，“长远来看，我们不能将中国永远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以外，任其愤怒和仇恨滋长，并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近10亿最具潜力的人民愤怒地生活在孤立之中。”[24]尼克松的上述讨论可以被看作是“遏制但不孤立”思想的一种延续。1968年尼克松再次参选总统并获胜，次年1月就任后，尼克松在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均势思想运作之下，形成了与中国展开接触，从而对苏联进行制衡的外交路线。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提出“尼克松主义”，将中国视为世界主要的力量中心之一。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破冰历程由此开始。
从尼克松政府开始，对华接触（Engagement）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美国战略界意识到，与中国维系良好的大国关系是全球稳定的基础，中国能够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对抗苏联的力量。在这一共识指导下，中美之间高频度的军事、经贸合作有序展开，共和党和民主党精英均对中美关系的和解作出积极回应。1978年12月，卡特政府宣布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一个中国”政策开始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里根政府时期，中美之间展开了大量军事合作。美国总统里根1981年签署的第11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准许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出售先进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导弹技术。1983年，里根决定启动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计划。而围绕台湾问题，中美在里根时期签署了《八一七公报》，美国承诺将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直至最终解决。
美国这一时期的对华接触框架带有对抗苏联的意图和“改变”中国的期待。正如里根在第140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所提及的：“美国寻求推动中国保持独立于苏联；鼓励中国引入市场化力量，持续扩大其同民主国家的联结；协助中国现代化是基于强大安全和稳定的中国可以是增进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力量。”中美在正常化后形成的“准同盟”关系本质上受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又怀有将中国纳入世界秩序的意图，企图将中国塑造为符合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国家。
三、冷战后美国的中国观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两极体系终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启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美国战略家普遍预测中国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5]因此，如何与一个日渐融入国际秩序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共处就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当中的主要问题。中国学者王缉思曾经指出：“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限制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又要同中国保持交往和合作。”[26]以冷战为界，这两股力量相互交叠、此消彼长，作用至今。从1992年到2010年，美国中国观总体而言表现为交往与合作为主，限制为辅的路线；然而从2010年开始，美国对中国看法中限制的一面逐渐压过了合作的一面。
（一）1992—2010：在“摇摆”中“接触”
不论是克林顿政府的“战略接触”，还是小布什政府的“利益攸关方”，抑或是奥巴马政府初期美国战略家所提出来的“G2”（两国集团）思想，从1992年到2010年，美国对华战略路线在“接触”和“遏制”的天平之间摇摆。这背后折射出美国中国观在形成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美国究竟应以共存还是对立的态度对待中国？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贯穿在1992年到2010年的三任政府间。
1992年，克林顿上台之后，适逢冷战刚刚终结，美国掀起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美国国内形成了“接触”和“遏制”两种立场，其中接触路线的支持力量多于遏制一方。在接触派看来，遏制路线明显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认为：“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在将来一定会成为敌人。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Containment）可能会导致‘敌意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政策是更好的政策路线。”鉴于这一时期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进一步加深，美国主流精英不愿意被隔绝于一个快速发展、充满市场潜力的中国之外，因此反对对华采取遏制战略。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向世界表明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也被西方战略家视为积极信号。权衡之下，克林顿政府最终做出了对华“战略接触”（Strategic Engagement）的决定，并于1998年访华期间确定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继承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融合路线。尽管在克林顿任期内，中美之间有诸多矛盾和摩擦，如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但总体而言，每一次危机都因中美两国落实了有效的危机管控措施而结束，这表明了双方不愿重走相互敌视老路的意图。
小布什从竞选时期再到上台初期，新保守主义力量主导了布什政府内部对华观点，将中国看作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在这种负面观点的影响下，中美关系在小布什政府初期一度十分紧张，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使美国将反恐列为外交政策的优先议程。与大国之间的反恐协作需求增强了美国对华合作的意愿。2005年9月，时任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演讲时提出，美国应鼓励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我们一道维护现存国际体系。”面对当时美国有关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的负面舆论，美国时任国务卿赖斯还回应提出“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繁荣的中国崛起”。受接触战略思想影响，美国先后接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全球反恐问题上寻求与中国的合作，甚至在中美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由小布什总统亲自出面明确表态“反对台独”，从而推动中美关系进入黄金期。
奥巴马政府前期，美国战略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延续了对华“接触”路径，甚至将中国当作一个与美国同等位置的大国来看待，“两国集团”（下称G2）共识就是奥巴马政府初期由一批有影响力的美国战略家提出的战略思想。2008年7月，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Fred Bergsten）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展出G2概念，认为中美可以合作形成“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格局”。[27]此后2009年1月，民主党资深战略家、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可能改变世界的两国集团》一文，明确提出美国应当把中美关系提升至等同于美国与欧洲、日本等主要盟友之间的关系，中美应构筑“全面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从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到朝核问题、印巴冲突等地区性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形成“非正式两国集团”的中美两国，具有“最非同寻常的潜力，塑造我们共同的未来”。由于布热津斯基在民主党内德高望重，并且担任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总顾问，因此他对G2构想的提倡被认为代表了即将上任的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倾向。此外，世界银行行长、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等重要政界人士都表态支持中美G2构想。不过部分出于顾虑盟友的反对，奥巴马上任之后并没有正式采纳G2主张。尽管如此，奥巴马政府还是明确表示希望能和中国“同舟共济”，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其他全球性以及地区性挑战。美国主流战略家提出G2构想到奥巴马表态，表明美国在这一时期对将中国纳入国际秩序，并且推动中美两国共同参与全球事务，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意图。
然而，不论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还是G2构想，美国对华认知本质上受锚定于接触层面的对冲策略组合所主导：一方面，美国强调对华接触和融合机制，冀图中国能受其规训；另一方面，美国又持续巩固军事同盟体系以防范中国崛起。[28]对冲战略构成理解美国冷战后对华政策的一条基本线索，影响着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变化。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疑虑日渐增强，对冲战略当中防范、牵制的一面显著上升。
（二）2010年至今：从“接触”到“竞争”
2010年后，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竞争性明显上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较为突出的对冲属性。奥巴马时期仍然希望能够“塑造”中国，将中国纳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因此，当中方提出中美应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时，奥巴马政府一度表态积极。2014年11月，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采访谈及中国和地区秩序的关系时，表示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秩序的“主导大国之一”，前提是中国不能将美国排除在亚太之外。[29]不过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疑虑和威胁认知的上升，奥巴马政府后期对华对冲策略组合中的防范、牵制和制衡等竞争性、强制性的战略工具的比重有所增加。而以2017年12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为标志，特朗普政府开始正式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中后期超级鹰派主导对华政策，全面复活冷战话语体系，将中国视为“比苏联更大的威胁”，明确把发动对华新冷战、击败中国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核心战略目标。拜登政府相当大程度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认知，延续并强化了对华全面、长期战略竞争，但划了一条底线，即中美不冲突、不对抗，不寻求新冷战。在过去十几年中，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形成了严重误判，开始逐步认定中国的战略意图就是取代美国，不仅要在亚太地区，而且更是要在全球寻求主导地位，取代美国霸权。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这一认知逐步成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共识，取代了过去的“旧接触共识”（Old Engagement Consensus），成为支撑美国对华政策的认知和心理基础。美国近年来对华战略竞争框架的产生并非无迹可寻，可被看作是克林顿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遏制思路的滥觞，其兴起于奥巴马时期，成型于特朗普上台以后，并在拜登任期内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早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对华威胁认知就不断上升，以“中国强硬论”为主要代表的反华论调在美国逐渐兴起。以沈大伟、范亚伦为代表的美国部分战略家认为中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信心大增，在对外行为上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并且推行“亚洲版门罗主义”，寻求将美国排除在亚太地区之外。奥巴马也曾经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在南海问题、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等等议题上表现出“和此前不同的做法”，甚至有“玩过火”的态势。2015年，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布莱克威尔和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泰利斯联合撰写《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在这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特别报告中，布莱克威尔和泰利斯指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不足以规制和塑造中国，主张采取“制衡”，提出美国应该修正对华战略，更多地强调压力与竞争。[30]同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戴维·兰普顿发表题为“中美关系的临界点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演讲，认为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中美两国各自的忧惧比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压倒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的临界点”。在对华疑虑日趋增长的背景下，美国于2015年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过去以接触为主的对华对冲战略组合，强调对冲策略组合中的防范、牵制与制衡等战略工具的比重。[31]
特朗普上任后，反华论调逐渐主导美国对华舆论界，并最终推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框架的形成。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就以“美国优先”为旗号将矛头对准中国，多次宣称中国夺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鼓吹美国制造业回流。2016—2018年，“对华接触失败论”成为美国精英界的主流对华认知，其主要观点认为，中国在市场经济转型、政治民主化改革、接受国际规范等方面未达到美国预期，反倒借机实现崛起甚至造成权力转移，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威权体制，威胁美国霸权地位和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因此主张运用“全政府”手段对华进行全面战略竞争。“对华接触失败论”影响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路线。在战略层面，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等报告出台为标志，中美关系由奥巴马时期合作与竞争并存转向以战略竞争为主。特别是在2017年12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首次将中国描述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这标志着美国决策层对华战略定位正式告别“合作”与“竞争”之间的“摇摆期”，形成了确定的对华战略竞争框架。[32]在这一框架之下，以特朗普政府国防部长马蒂斯为代表的传统地缘鹰派、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经济民粹主义者和鼓吹人权问题的民主党人合流，在美国形成了一股反华逆流。特朗普团队核心决策成员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以及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等反华鹰派均以意识形态视角度量中美关系，夸大渲染中美矛盾、抹黑丑化中国形象，甚至将矛头直接对准中国的体制和意识形态。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对华战略取向》，标志其正式将新冷战作为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受上述负面对华认知主导，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并推动中美在经贸、科技和人文领域的脱钩，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
拜登上台以后，尽管在对华路线方面与特朗普有所区分，但总体仍旧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确立的对华战略竞争框架。一方面，与特朗普宣扬新冷战不同，拜登团队对华态度更为审慎和理性。2021年3月3日，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任内首场外交政策演讲，提出中美关系“应该是竞争性的”，“可以是合作性的”，“当必须对抗时则是对抗性的”，“必须基于实力与中国接触”，意在强调中美关系的主轴是竞争，但并不排除合作的并存。2021年9月21日，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又表示，“美国并不寻求新冷战”[33]，减弱了对华表述的冲突性。拜登上任至今，中美两国高层会晤机制、经贸和人文交流机制有所恢复。2021年以来，中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五次通话。拜登在通话中多次重申美国不寻求“新冷战”的立场，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2022年2月23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美国司法部门每年至少提出一至二起针对中国的诉讼，而这一行动的中止可被看作美国在人文交流领域释放的正面信号。[34]但另一方面，拜登在一定程度上“特”规“拜”随，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思想，不愿意放弃对中国的打压、围堵。拜登对特朗普路线的延续基于以下两点原因：其一，拜登团队仍对中国抱有偏见，奠定了拜登政府对华总体基调。拜登上任后分别任命杰克·沙利文和库尔特·坎贝尔为国家安全顾问和印太事务协调人，二人曾于2019年在《外交事务》上共同发表文章，指出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应当推出更为强硬的对华路线。[35]2022年3月30日，拜登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国会听证会中称，改变中国的行为是浪费时间，并主张采取措施确保美国行业保持竞争力。[36]其二，对华战略竞争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共识，束缚了拜登政府的认知和政策回调空间。2021年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21：1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对中国实施全面“战略竞争”政策。[37]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结果投票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致力于在技术研发体系、治理模式等方面实现“去中国化”。2022年2月4日，美国众议院审议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该法案以中国为“战略对手”，旨在提振美国在科技、教育、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的竞争力。[38]7月28日，美国参议院又审议通过《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次日在众议院通过，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行业发展，应对“中国竞争威胁”。在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均形成对华竞争共识的背景下，拜登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竞争思想，构筑了全方位规锁、打压中国的对华政策。在地缘政治领域，拜登政府把美日澳印四方机制升级为四方峰会（Quad Summit）、与英国和澳大利亚构筑三边安全联盟（AUKUS）打造军事上防范、围堵中国的“印太”地区网络；在经济领域加大对华投资审查，扩大对华出口管制清单以在供应链方面“去中国化”；在科技领域采取“小院高墙”策略，对华采取“精准脱钩”战略，并以“反制中国‘技术威权主义’”等意识形态话术包裹其维护美国科技霸权的目的；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更是大打“人权牌”“民主牌”，刻意将中国描绘为与西方国家对立的“威权国家”和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并以此进行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动员，试图在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中压制中国。[39]
从奥巴马再到拜登时期，负面性、敌意性的认知元素逐渐主导美国的中国观。当前，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期望改变中国的“接触”思路走向了将中国看作最大威胁的“竞争”思路，以意识形态棱镜透视中美关系，甚至建构起一种妖魔化、污名化中国并夹杂着美式种族主义的“他者化”（the Othering）极端叙事。受到这种极端叙事的影响，在短短几年之内，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也急剧上升。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6月29日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有82%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较2012的民调结果翻了一倍。[40]
四、结语
从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至今，美国一直以来抱持着“改变”中国的传教士热忱，试图按照美国所期望的形象塑造中国，这种美式普世逻辑的价值观发轫于美国“天定命运”的政治文化，并且塑造了美国外交当中的帝国主义逻辑。美国自诩民主与自由的灯塔，认为自身有义务拯救其他国家，复兴人类社会。受这种心态影响，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当中形成了“旧接触共识”，将中国视作需要“转变”“整合”“引入”美国主导秩序的“他者”，并由此成为美国两党长达40余年对华战略路线的共同纽带。然而，这一中国观本质上存在着 “刻舟求剑”的认识论谬误。在40多年过去之后，如今的中国非但没有按照美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反而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美国很多精英失望了，心态开始失衡，开始认为对华战略接触失败了。现在，美国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从最初的“想要改变中国”一下子转为“视中国为最大的挑战和威胁”。而这背后也有认知心理学所说的“信念系统的过早闭合”这一机制在起作用。譬如，现在美国相当一部分精英认为，“中国一直对美进行战略欺骗，表面上谈合作共赢，其目标实质是要挑战、取代美国霸权，而美国现在已经看透了中国的战略意图，不会再上中国的当。”这就是典型的“信念系统过早闭合”导致形成的偏见。曾得到特朗普赏识的共和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所著的《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就集中代表了这种观点。该书前几年出版后在美国风靡一时，被很多美国鹰派引为解读中国战略意图的圭臬。无独有偶，美国“少壮派”中国问题专家、拜登政府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最近也出版了《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主导秩序的大战略》一书，断定中国具有一个长期的逐渐取代美国领导地位与影响力的战略。尽管该书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做了严重误读和歪曲，但却受到美国战略界、政策界的热捧。这反映出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这种严重误判和误读已经成为美国跨党派主流共识，也成为支持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逻辑和认知基础。上述美国近年对华政策变化的认知和心理层面的根源值得关注和深思。
应当看到，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41]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42]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回应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时指出，当前美国的世界观、中国观、中美关系观都出现了重大偏差，美方应做出正确抉择，不要在“三分法”“三点论”上不断做文章，而是把精力真正放在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上，进而找到中美两个大国在新时代的正确相处之道。[43]笔者认为，中美之间应当形成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为基础的“新接触共识”（New Engagement Consensus），两国应成为应对共同挑战和维护全球秩序的两个稳定支柱，推动全球秩序向着和平稳定繁荣的方向演进。“新接触共识”要求美国战略精英摒弃零和思维，采取正和思维，抛弃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的狭隘偏见，重建中美之间新的经贸均衡，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44]
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中国始终是一个“不情愿的对手”。中国反对美方以竞争片面定义中美关系，对霸权竞争毫无兴趣。[45]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上指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赛。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46]从中国角度看，形成“新接触共识”需要在看待中美关系时保持开放、理性、审慎的心态。一是拒绝简单化、静态化看待美国的中国观，要认识到美国战略认知的多元性。就在美国政策界批评对华接触战略助长中国权势、培养了美国的敌人之时，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主任贝德、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前政要都曾公开反对“对华接触失败论”。2019年7月3日，在美国反华声浪高涨时，百位美国“接触派”前政要和学者在《华盛顿邮报》联名刊登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公开信，表示“北京并不是必须全方位对抗的经济敌人或重大国家安全威胁”，“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并使其与全球经济脱钩的努力，将破坏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声誉，并损害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47]这表明美国精英对华认知并非铁板一块，仍存在理性、务实的声音和力量。二是要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充分发挥人文交流、智库对话的作用，以最大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2022年5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复信美国艾奥瓦州友人时提到，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人民友好既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更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重要基础。中国人民愿继续同美国人民一道，加强友好交流，推进互利合作，共同促进两国人民福祉。[48]要积极通过省州经贸合作、青年人文交流等渠道打开中美两国良性沟通的通道，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友好认知的形成。三是推动中国对外话语的迭代创新，发展出更加柔性、触动人心的国际叙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的中国故事。
未来，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就一定能克服当前中美关系遇到的挑战，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迎来更为美好的中美关系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新接触共识”可以为未来几十年的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一个总体知识框架。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项目号：21&ZD17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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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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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Fravel, Roy, Swaine, et al., “China Is Not an Enemy,”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3, 2019, 来源：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making-china-a-us-enemy-is-counterproductive/2019/07/02/647d49d0-9bfa-11e9-b27f-ed2942f73d70_story.html, 访问时间：2022年5月16日。
[48]《习近平复信美国艾奥瓦州友人萨拉·兰蒂女士》，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5月25日，来源：http://mrdx.cn/content/20220525/Page04DK.htm，访问时间：2022年5月29日。
原文：当代中国与世界 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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