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王耀正:美俄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制度变化的行动与态度——制度扩散还是地缘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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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俄等大国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干预程度各不相同。关于制度扩散的理论在解释美国的行动和态度时虽然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却难以单独解释俄罗斯的行为。因此,本文在讨论俄罗斯是否真正有意推动制度扩散的同时,引入地缘政治利益变量。制度扩散与地缘政治利益是一对关键变量。本文选取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在制度选择与地缘政治诉求方面均有较大差异的国家进行分析,对两国相关案例和行为生成机制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当一个国家具有较强制度扩散意愿时,其倾向于强力干预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制度选择,而较少考虑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当制度扩散意愿弱而地缘政治利益诉求强时,则倾向于对有关目标国家进行强力干预;当制度扩散意愿弱而地缘政治利益诉求低时,该国则往往采取不进行某种干预的政策。

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在影响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制度选择中表现出不同的倾向。一种解释认为,推行政治制度和推动制度扩散的意愿是大国干预的重要原因。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中都曾有过推行自身政治制度扩散的价值观外交目标。制度扩散仍然是解释欧美国家干预后苏联空间国家的重要变量。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强调意识形态外交,主张将推广西方政治制度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际机构、规范和规则在世界政治中至关重要。有学者认为,俄罗斯通过提供外部合法性、影响目的国传媒文化产业、帮助应对当地的局势变化等方式,推动了非西方制度的扩散。若如此,制度扩散似也可用来解释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相关行为。但是,俄罗斯、美国等大国究竟为什么干预或不干预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制度选择?制度扩散因素的解释力如何?俄罗斯是否的确有意推动政治制度的扩散?本文拟探讨相关问题。

一、制度扩散与地缘政治

制度扩散(diffusion)是指一国的制度通过思想、实践等渠道从一个社会系统传播到另外一个社会系统的过程。其结果往往是不同国家间的制度日益趋同于制度扩散的来源国、发起国。地缘政治活动则包含获取政治优势和国家利益而争夺国家、地区和领土等地理实体的行为,强调的是地理因素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本文所讨论的后苏联空间国家制度变化,主要指其根本政治制度的变化。

西方学界关于制度扩散的研究可分为西方制度扩散与非西方的制度扩散,其中以欧美为主的西方制度扩散研究,即所谓政治学的现代化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西方国家会通过国际援助、直接与间接干预等方式,推动一国制度变化。例如,外国援助的流入对于促进受援国政治变化具有西方期待的所谓积极影响。美国在后苏联空间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种特征。

西方学界还认为,非西方制度的扩散起源于现代化理论。但是,对于非西方国家(诸如俄罗斯和沙特等国)是否有意推动制度的扩散,则仍有争论。有学者认为,大国在推动非西方制度的扩散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大国可通过影响目标国传媒文化、立法、大选等方式推动非西方制度的扩散。当然,也有研究不认可上述观点,认为非西方制度扩散是一种间接影响与无意的过程,非西方“扩散国”间的合作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合作,而其他国家更多是因为其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才选择接受他国制度。学界对于是否存在非西方制度扩散的争论在本质上动摇了非西方制度扩散研究方法和结论的合理性。

本文在讨论制度扩散时包含主动传播扩散与被动扩散两种类型。当扩散国主动推动别国采取己方政治制度时,其推动行为本身就是对他国制度和内政的干预,属于主动传播扩散。当其他国家主动学习扩散国制度,引发政治制度变化时,扩散国可以选择干预或不干预,即被动扩散。在本文中,笔者以俄罗斯为例,讨论其是否有意推动非西方制度在后苏联空间的扩散,特别是探讨其影响因素。

俄罗斯身处后苏联空间之中,其对近邻的其他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外交行动与政策难免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美国不像欧洲那样与这些后苏联空间国家毗邻,但如果美国本意在于遏制俄罗斯,那么其是否会因为后苏联空间国家处于不同地理位置、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优先度不同而选择干预或者不干预呢?关于外交政策地缘政治考量的基本理论是麦金德(Mackinder)的陆权论、马汉(Mahan)的海权论和杜黑(Douhet)的空权论。俄罗斯抵制乌克兰的尤先科(Yushchenko),显然是因为乌克兰向北约与欧盟的转向对俄罗斯地缘政治力量构成了挑战。有学者分析了俄罗斯对事实国家(de facto states)的外交政策,认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更多考虑其自身地缘政治利益,而非制度因素。美国在选择应对各国制度变化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思考其地缘政治利益所在。笔者认为,引入地缘政治这一变量,有助于完善分析框架和增强解释力。

二、制度扩散与地缘政治利益的传导机制

影响美、俄等大国外交决策的因素包括领导风格、国内外危机、国家利益、国际规范等。为了从诸多因素中析出大国在干预(或不干预)后苏联空间国家制度选择中占主导性的因素,本文选择了一些尽可能控制干扰因素的案例进行分析和检验。并且,本文选择制度扩散与地缘政治利益作为大国干预(或不干预)的关键变量,是因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涵盖经贸联系、军事合作、意识形态、规范竞争等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中的关键部分。

(一)制度扩散与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外交

推动制度扩散是大国干预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所谓价值观外交的重要体现。基于制度扩散的外交政策与行为,一般会考虑制度与体制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国际规范竞争、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安全等因素。如果扩散意愿强,一国便很有可能干预他国的危机、制度建设进程与制度选择。如果制度扩散意愿弱,一国会谨慎采取干预行为,即使他国发生了制度剧变。

西方国家在基于制度扩散的外交政策与干预中,往往将历史进步论和民主和平论假设为默认前提。历史进步论假设历史是不断进步和上升的。有学者曾认为西方的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而东欧各国的历史则是循环的。民主和平论则认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民主国家间的战争收益因相互间高度的经济依存而日益下降,而和平与贸易所带来的收益则十分可观。此外,它们还认为制度对价值观的改造使得各国期望保持和平。显然,基于历史进步论和民主和平论的制度扩散行为以及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制度干预,体现了西方国家在输出其理论与制度时所带有的理想主义色彩以及其背后的所谓和平与安全追求

西方国家推行制度扩散的案例较少,而且缺少体系性的理论阐述。非西方国家在选择和推行国家制度时面临国际话语、范式、舆论等多方面压力。非西方制度的提出与推行是反西方中心论的实践。俄罗斯的主权民主概念主张“民主就是人民行使权力,每个国家都在寻求最有效的权力组织方式,这种有效性不是为了权力本身,而是为了解决这个国家及其公民所面临的问题”。主权民主概念并不追求西方的所谓民主话语。它既是俄罗斯竞争国际话语权的努力,也是对西方所谓民主理论的挑战。显然,无论是何种制度的扩散,基于制度扩散的外交行为与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干预国的价值观判断与制度范式。


(二)地缘政治与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外交

以权力、利益争夺为主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现了现实主义外交倾向。一国在追求地缘政治利益时会考虑与他国的经贸往来、政治互信、外交支持度、是否存在安全困境,以及自身的不安、焦虑等政治心理与认知,进而判断和确定符合自身地缘政治利益诉求的外交选项。基于地理因素的利益诉求会较多地受到地理距离、地缘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地缘政治更多涉及周边国家外交和对世界关键国家与区域的外交。

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中,除俄罗斯身处其中必然有地缘政治诉求外,欧洲地区、东北亚地区、中亚与西亚地区等作为后苏联空间的毗邻区域,其地缘政治利益也都会受到后苏联空间内的恐怖主义、地区动乱、区域往来受阻等直接影响。而美国作为域外大国,则会出于争夺地区主导权、抑制区域内国家或周边国家发展等目的选择介入后苏联空间国家。此外,出于自身利益诉求或者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某些外部国家也会采取各种方式介入后苏联空间。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爆发的相关事态使得哈萨克斯坦行政当局面临危机。出于稳定区域局势、防止事态波及邻近国家的目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集安组织”)成员国快速组织、迅速出动,派遣维和部队赴哈萨克斯坦协助平息大规模骚乱。其中,来自俄罗斯的维和部队规模最大,体现出哈萨克斯坦在地缘政治利益上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显然,基于地缘政治的外交是现实主义外交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获得权力与利益。

(三)大国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干预的生成机制

在后苏联空间国家进行制度选择时,大国的外交行为与干预可分为强力干预、呼吁斡旋与不干预(搁置)的不同类型。其中关于干预的概念较为宽泛,既包含涉及军事和胁迫的干涉,也包括缺乏强执行力的建议、斡旋和调停等。本文涉及的干预方式包括武力干预、代理人干预(渗透公民社会)、道义支持、物资支持。干预既可能是推动对象国家制度变化的原因,也可能是对制度变化的反应与反制。这些干预能够推动后苏联空间国家产生政治社会变化或危机,继而激发制度变化,如美国资助下的当地非政府组织所推动的有关活动及其产生的社会变化。与此相对,当相关国家制度将要发生或已发生剧变时,另外一些国家的介入与干预则能够扭转局势。当后苏联空间国家进行制度选择时,大国对该国的干预行为受地缘政治与制度扩散这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干预与否也和国内政治力量变化、目标国的身份认同、体制倾向与内部诉求等因素有关。地缘政治利益诉求可区分为高或低,而制度扩散意愿则可分为强或弱,基于这样的取值,可以制成表1。

表1 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制度的干预生成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制度扩散意愿的强与弱可从若干方面加以考虑。首先,该国在历史上是否曾推动过他国政治体制变化。制度扩散意愿强的国家可能在不同时期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等方式影响受援国的制度选择。其次,该国政府是否推崇相关学说。制度扩散意愿强的国家可能推行自由主义、康德理论等学说与理论,并对制度的“好坏”有着相应的价值判断。再次,是否积极通过各种行为、话语或组织推动他国制度自愿或不自愿地模仿扩散国的制度。这些行为和话语包括开展人权外交、带有政治目标的援助、资助当地组织参与政治进程等。

地缘政治利益诉求的高低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两国间是否在军事与安全领域存在合作或竞争。比如两国是否均加入了区域性军事组织,或两国是否因为安全困境而展开军备竞赛。其次,两国间是否存在密切的经贸往来。再次,两国是否存在历史往来。比如,两国是否曾经处于同一政治实体之中。最后,两国是否有相似的语言、宗教等文化因素。本文通过上述方面不同的强度组合来判断一国地缘政治利益诉求的高低。

当大国制度扩散意愿强时,因受制度竞争、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因素影响,更倾向于采取武力干预或支持代理人等方式进行制度输出,而不顾自身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中的利益。但当扩散意愿强烈、利益诉求较低时,大国还可能在一定情况下选择呼吁斡旋的方式,比如提供道义支持或非军事物资支持。当大国扩散意愿弱、地缘政治利益诉求高时,大国更倾向于干预他国制度选择,但这种情况更多出现在他国的制度选择可能会带来反对或敌对倾向时。如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的非常事态可能会在中亚产生俄罗斯的潜在对抗者,因此以俄罗斯为首的集安组织成员国快速反应,消除危机。当大国对一国制度扩散意愿弱、利益诉求低时,其会更倾向不干预该国制度选择。

(四)案例选择依据

为了解释上述框架,同时为了区分地缘政治利益与制度扩散这一对变量对美、俄行为的影响,本文在案例讨论时选择控制其中一个变量,集中讨论另一变量对一国行动选择的推动力。在关于俄罗斯的讨论中,为了控制地缘政治利益这一变量,本文选取了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依靠俄罗斯支持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作为案例,借此讨论制度扩散因素在俄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在关于美国的讨论中,为了控制制度扩散因素,本文选取了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曾经发生过剧烈制度变化、且被美国间接或直接影响过的国家,借此讨论地缘政治利益对美外交选择的影响。通过在中亚、外高加索以及欧洲地区各选取一个发生过制度变化的案例,笔者希望能够扩大本文案例的代表性。同时,为了更具有广泛性,本文也将简要讨论格鲁吉亚等其他一些案例。

在地缘政治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很大程度上依然对俄罗斯存在较强的不对称地缘政治依赖,而俄罗斯对两国地缘政治利益诉求较低。在政治上,两国与俄罗斯有着共同的历史遗产、相似的机构以及政治制度。两国加入了欧亚经济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和集安组织等几乎所有由俄罗斯领导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有学者认为加入这些组织意味着该国愿意与俄罗斯合作;反过来,俄罗斯的支持也有助于帮助这些国家的政府确立合法性。在经济方面,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是两国最重要的对外经济联系。亚美尼亚需长期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等能源,俄罗斯是亚美尼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吉尔吉斯斯坦在水力开发、金属勘探等领域与俄罗斯存在深入合作,而吉尔吉斯斯坦在俄劳务人员的侨汇对该国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军事合作方面,俄罗斯在两国均拥有军事基地,两国也多次参与集安组织军演与维和行动。因此,两国对俄罗斯的依靠程度较高。在俄罗斯的案例中,本文将讨论俄罗斯制度扩散因素在俄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案例中,两国境内存在大量具有国际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且两国曾在2004年、2005年相继发生政治剧变。其后两国政局也不断变化,政权更替现象时有发生;2010年、2014年两国又相继两次上演重大变局。在这两个国家政局不断变化的背后,不乏美、欧的身影。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或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了乌、吉两国的制度变化过程。但这两个国家在美国地缘政治利益中的地位有较大差异。乌克兰因其地理位置、发展潜力以及良好的地理禀赋(俄罗斯输向欧洲油气资源的必经之地)而成为后苏联空间国家中最受美国重视的国家之一。有人指称,这是因为“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帝国;但一旦乌克兰被控制,然后被征服,俄罗斯就会自动成为一个帝国”。吉尔吉斯斯坦则仅在反恐战争初期在美国的地缘政治安排中发挥过作用。当美国选择从玛纳斯空军基地撤出、从阿富汗撤出后,吉尔吉斯斯坦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大不如前。乌、吉两国之间既有现实发展差距,也有历史遗产等带来的相似性。因此,在探讨美国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对外政策动因与取向时,本文选取乌、吉两国作为比较的案例,控制了制度扩散这一变量,以探讨美国对两国制度选择的态度与措施,并借此分析美国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制度选择的态度是否会由于地缘政治利益不同而发生变化。

三、俄罗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外交选择

俄罗斯作为自由民主制的批判者与非西方制度的践行者,经常被学者认为是制度扩散的推动者。但是,俄罗斯是否的确有意在后苏联空间地区推广自身政治制度,制度扩散因素能否解释俄罗斯的干预与不干预行为,则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下文的分析可证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相关行动的出发点或目的,实际上聚焦在有限的范围内,即是否关乎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唯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行为危及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时,俄罗斯才会主动采取相关措施。当后苏联空间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对俄罗斯不造成威胁时,俄罗斯更倾向于不干预他国的制度选择与制度建设。

(一)俄罗斯对于亚美尼亚的议会制转向态度温和

亚美尼亚政治制度选择的大致走向是从总统制转向议会制。1995年亚美尼亚实行更倾向于总统制的制度设计。2005年的宪法修正案与欧美制度具有更多相似性,这一时期亚美尼亚的制度选择日益西方化。2015年亚美尼亚最重要的变动是改变议会与总统的关系,政治体制转为议会制。之后的局势演进则使该国发生了非常事态。然而,新任总理帕希尼扬(Pashinyan)逐渐巩固了议会制,也使得亚美尼亚的制度选择与俄日益不同。但是,俄罗斯在亚美尼亚政治制度日益倾向议会制的过程中,并没有采取强制的武力干预等行为,反而采取静观其变的不干预政策。究其原因,这与亚美尼亚没有威胁到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亚美尼亚领导人表态、外高加索地区冲突以及欧美不积极介入的态度有关。

第一,虽然亚美尼亚在政治制度选择上日益不同于俄罗斯,但是现实原因使亚美尼亚在地缘政治上依靠俄罗斯,相互间形成了不对称依赖。在经贸往来上,亚美尼亚从俄罗斯的进口占比长期高于15%,最高可达30%,远高于位列第二名的美国;在安全领域,俄罗斯在亚美尼亚有102号军事基地等军事存在,且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对亚美尼亚实施的能源封锁使亚美尼亚日益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等能源;在机制参与上,亚美尼亚加入了几乎所有由俄罗斯领导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因此,在地缘政治方面,亚美尼亚对俄罗斯依赖度较高。即使亚美尼亚变更了政治体制,2018年后也多次尝试参与欧盟相关机制与计划,但亚美尼亚难以脱离对俄罗斯的依赖。

第二,亚美尼亚领导人与国内政治精英持续表达对俄罗斯利益的重视与尊重。亚美尼亚前总统萨尔基相(Sarkisyan)长期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虽然在其任期内,亚美尼亚选择了向议会制转向,但是这一改变并不针对俄罗斯,而仅限于其国内政治需要。2018年以后,尽管帕希尼扬在政局不稳定初期喊出“断绝与俄罗斯关系,退出欧亚经济联盟,撤销俄罗斯的驻亚军事基地等”口号,且时任总理早期的反腐行动也“让许多俄罗斯官员感到不安”;但是帕希尼扬后期也一改先前态度,重新重视对俄罗斯的关系,并表示亚美尼亚将承担对俄全部义务。

第三,在国家安全与邻国外交方面,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存在纳卡地区领土争端,这使得亚美尼亚必须保持与俄传统友谊,否则亚美尼亚将难以在纳卡冲突中获得优势。关于亚美尼亚对外政策的研究多从纳卡冲突、亚美尼亚民族构成、民族散居等问题入手,研究多认为纳卡地区冲突(潜在冲突)已经成为亚美尼亚对外政策的关键。2020年纳卡冲突期间,亚美尼亚出师不利,当亚美尼亚逐渐难以占据优势时,欧美各国大多通过呼吁的方式进行调停,但效果不佳。亚美尼亚多次表示希望俄罗斯与集安组织维和部队介入。最终,仅俄罗斯促成了和谈。因此,在纳卡冲突问题上,亚美尼亚仍然需要依靠俄罗斯的调停与介入。

第四,欧美等不积极介入的态度也使俄罗斯能保持对亚美尼亚的影响,进而采取不干预政策。虽然亚美尼亚国内局势多次波动,但欧美等并未过多关注该国局势。此外,因为亚美尼亚与俄罗斯建立了准同盟关系,所以欧美大国在与亚美尼亚加强多领域合作时,其间的关系始终“不冷不热”。

总之,虽然亚美尼亚从总统制到议会制的转向使其与俄罗斯的制度选择差异增大,但其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威胁反而因纳卡问题、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等问题而不断减弱,对俄罗斯的战略依赖却日益增强。俄罗斯因此也没有干预亚美尼亚的制度选择。

(二)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变化的政策选择

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2020年国内事态的关键节点上均未采取明显的对应行动,其对新任政府均保持了较为友善的态度。俄罗斯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选择,主要在于吉尔吉斯斯坦未威胁到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而2010年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反的政策选择,支持新的临时政府。但是,其干预行为亦非出于制度扩散的目的,而是由于2010年国内事态变化前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选择引入美国因素,俄罗斯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挑战了俄罗斯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利益。

第一,在事态的发展未威胁到自身地缘政治利益时,俄罗斯可以采取不干预政策。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制度大致走向是总统制—“议会-总统”二元制—总统制。2005年之前,吉尔吉斯斯坦制度设计与运行都与俄罗斯存在较大同质性。其后虽经过若干次体制上的摇摆,但是由于吉领导人仍然重视对俄关系,其国内变化不危及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俄罗斯并不担忧相关变化。首先,在地缘政治利益及经济利益上,吉尔吉斯斯坦在安全经贸发展、劳务派遣等方面对俄罗斯依赖较大,与俄罗斯形成了不对称依赖关系。一是在安全领域,吉尔吉斯斯坦加入了诸多俄罗斯主导的区域性经济、军事组织。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拥有坎特空军基地,具有军事存在。二是在经贸领域,吉尔吉斯斯坦从俄罗斯的进口占比长期高于20%,最高达到40%。三是在劳务合作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在俄劳务人员每年向国内大量汇款,2020年总额约为20亿美元,占吉年度经济总量的25%以上, 是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次,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始终重视与俄关系。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局存在诸多矛盾(如吉国内南北部族矛盾),且与周边邻国在水力开发、水资源问题与领土问题上亦有摩擦,因此,吉尔吉斯斯坦在与邻国关系以及处理内部冲突中仍需俄罗斯助力。在2005年的危机中,代理总统巴基耶夫(Bakiyev)表示吉将继续保持与俄罗斯的密切合作,并与外交部长前往莫斯科加强与俄罗斯的实质性联系,且巴基耶夫执政前期未挑战俄罗斯的利益。在2020年的事态中,扎帕罗夫(Japarov)表示“俄罗斯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战略伙伴”。随后扎帕罗夫将俄罗斯作为其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个出访国。这些都打消了俄在地缘政治利益上的疑虑,进而未干预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内变化。吉尔吉斯斯坦在两次政治危机后,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依赖依然存在,其在地缘政治上也没有进一步威胁俄罗斯的利益,这使得俄罗斯采取了不干预的政策。

第二,干预亦非出于制度扩散的目的。首先,2010年,俄罗斯选择干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危机和美国因素有关。美国因素的引入,挑战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玛纳斯空军基地,这成为美国影响中亚与南亚的重要军事基地与物资中转中心。但随着美俄竞争加剧,关于玛纳斯空军基地的处置问题逐渐成为俄吉、俄美间的关键矛盾。早在2009年,吉尔吉斯斯坦违背关闭玛纳斯空军基地的承诺,延长了美军的使用期限,将空军基地变更为转运中心,直接体现了当时巴基耶夫政府热切盼望美国介入的想法。这些都使俄吉关系蒙上阴影,俄罗斯不得不重新评估吉尔吉斯斯坦与俄关系。2010年政治危机后,俄罗斯仍有信心反对派将会是亲俄的政府,所以俄罗斯在第一时间表现出对反对派的支持。这显示俄罗斯并未对可能到来的政治制度变化表现出过多不满与担忧。临时政府执政后,俄罗斯第一时间承诺为临时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合法承认及与俄罗斯建立特殊关系的机会。

总之,鉴于吉尔吉斯斯坦未继续挑战俄罗斯在中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影响力,俄对吉国内危机引发的制度变革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加以应对。

(三)俄罗斯在乌克兰政局变化中的政策选择

第一,俄罗斯在乌克兰政治发展方向的政策选择。乌克兰是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地区利益诉求最高的国家之一。乌克兰的制度选择与国内危机能够造就一个反俄、亲西方的国家,这不符合俄罗斯的战略预期,因此俄罗斯强力干预乌克兰政局在逻辑上似乎具有一种自然性。2004年,俄罗斯支持亚努科维奇竞选总统。俄罗斯直接支持候选人的原因,是因为竞争者尤先科持反俄、亲西方的态度。尤先科一旦当选,将直接推动乌克兰积极加入各种西方机制,这在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中是不能接受的。俄罗斯的行为并非出于改变乌克兰政治制度的诉求。2014年俄罗斯武力干预乌克兰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亲俄的亚努科维奇被迫下台,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再一次出现亲西方的倾向,这将损害俄罗斯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俄罗斯在乌克兰政治发展方向的政策选择显现了其特殊的一面。

第二,政策选择着眼于地缘政治利益而非制度扩散。上述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两国在历史大部分时期中都对俄罗斯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因此俄罗斯认为此类国家对俄罗斯地缘政挑战较弱,进而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变化和发展路径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实际上,俄罗斯对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国内变化的政策选择也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做出的。格鲁吉亚2004年政局剧变后,俄罗斯选择在经济上封锁这个日益倒向西方的外高加索邻国。2008年爆发的俄格“五日战争”则是俄罗斯对格鲁吉亚长期反俄亲美、在地缘政治上挑战俄罗斯的直接干预。而在摩尔多瓦,俄罗斯对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支持也是对摩尔多瓦全面入欧的一种事实上的反应。

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的案例中,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上没有对俄罗斯构成挑战。这符合地缘政治诉求低、扩散意愿弱的情况。但是在乌克兰,其制度变化或执政者更替可能对俄罗斯构成地缘政治挑战时,俄罗斯会选择通过帮助亲俄领导人等方式干预对方国家的制度选择。总之,在后苏联空间中,俄罗斯不是一个非西方制度的扩散国与推进者,而是一个注重地缘政治利益、制度扩散意愿弱的国家。

四、美国进行干预的制度扩散与地缘政治考量

美国有强力干预他国制度选择的历史。其介入他国制度变动的方式众多,包括运用非政府组织、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使用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等手段。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已经在南越、意大利和法国等策划秘密行动并干预选举。1983年,里根“力促国会立法在全球推广‘民主基本建设计划’,并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随后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实行价值观外交,竭力改变目标国家制度。尤其是在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时期,美国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制度输出较为集中。小布什政府曾提出“民主国家共同体”概念,试图在全球推进所谓民主。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也直接参与了乌克兰2014年政治事件。拜登政府的“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和“全球民主峰会”都可视为美国加强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攻势的产物。仅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因为自我收缩而未大张旗鼓推动制度输出。就后苏联空间国家而言,美国在各国的地缘政治诉求各不相同。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曾短暂地寻求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但吉尔吉斯斯坦在与美国贸易额、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等方面都无法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利益的优先之所在。乌克兰在经济指标上虽然无法与美国主要经济伙伴匹敌,但乌克兰的重要地缘位置、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重视以及美国与俄罗斯竞争的需要,使其成为美国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外交的重点和重心。亚美尼亚长期不是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但美国境内存在亚美尼亚裔利益集团,这使得亚美尼亚在美国地缘政治上体现了一定作用。

本文将考察美国是否推动各国国内政治制度转变以及其态度、措施与政策选择是否会因两国在美国外交中的地缘政治利益不同而出现异质性。这可以判断地缘政治利益与制度扩散何者为美国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干预的关键变量的影响因素。

(一)美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干预日益考虑地缘政治利益与成本

吉尔吉斯斯坦制度几经变化,美国在其中扮演过关键角色。美国最常见的干预手段是使用代理人、代理机构帮助美国实现其制度扩散目标。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直接推动了2005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政局动荡事件。美国与巴基耶夫政府关系较为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对2010年反对巴基耶夫政府的事件表态谨慎。而在2020年发生的相关事件中,美国也采取了谨慎态度而未给予较大的资源倾斜。美国虽然曾不计地缘政治利益推动吉尔吉斯斯坦的制度变化,但随后的行为与态度则日益受到地缘政治利益与成本的影响。

美国通过代理人干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与社会,既有美国政府对制度扩散与推广西方制度的诉求、设立制度模板辐射中亚其他国家的用意,也有与俄罗斯竞争的需要。首先,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改变吉尔吉斯斯坦的制度进而影响其他中亚与后苏联空间国家。小布什政府曾将意识形态竞争和制度竞争看作美国外交的重点。2003年到2005年时期,美国在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等后苏联空间国家策划了一系列政治危机。吉尔吉斯斯坦被视为中亚毗邻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支点国家,美国寄希望于在吉建立西方制度,并推动这种制度在中亚地区扩散。“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又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打造成其战略伙伴,希望借此促进美国实现在中亚以及其他相关地区的利益。因此,推动吉制度变化也能够推动其他国家、社会组织等行为体效仿美国制度。其次,美国出于与俄罗斯竞争的目的推动吉尔吉斯斯坦的制度变化。无论是基于民主和平论,还是基于制度与规范的竞争,美国推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制度变化,既能造就亲西方的政府,又能降低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并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这也是美国对俄地缘政治竞争的目标。

美国在2010年和2020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变化中都表现得相对谨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从地理距离与干预成本来看,美国无法从根本上在中亚挑战俄罗斯的优势地位。美国的中亚战略是有限的竞争战略。首先,中亚各国政局日益稳定,吉尔吉斯斯坦的制度模板效应并不凸显。2005年吉发生政局动荡后,乌兹别克斯坦不仅退出了具有反对俄罗斯倾向的“古阿姆”集团(GUAM Organization for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还调整了对美政策,要求美国撤离卡尔希—汉纳巴德空军基地空军基地。中亚各国日益提高国家能力,防范政治动乱。中亚各国政局的日益稳定让美国的干预成本提高。其次,2010年事件发生前,巴基耶夫与美国合作顺利,因此美国更希望吉政局稳定,继续推动美吉合作。巴基耶夫不仅巧换名目,延长了美军使用玛纳斯军事基地的期限,还计划在巴特肯(Batken)地区与美国共建反恐训练中心。因此,美国并没有像俄罗斯一样快速承认过渡政府。再次,美国战略重心日益转向亚太地区,美国对中亚地区的资源倾斜和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因此,2020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变动后,美国官方没有实际行动,而仅给予吉政府与扎帕罗夫的反对势力所谓的道义支持。

显然,吉尔吉斯斯坦虽然不是美国的核心地缘政治考量之所在,但是美国曾积极推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制度变更并推动自身制度扩散。随着中亚各国局势日益稳定、制度学习与政治危机溢出效应的减少、美国战略收缩与战略重心的转移,吉尔吉斯斯坦难以继续承担西方制度在中亚的制度模板角色,因此,美国对其制度变化的干预与影响也在减少。

(二)干预与援助:美国介入乌克兰的制度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2004年和2014年在内,乌克兰始终有美国干预的身影。俄罗斯政治基金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认为,乌克兰的政治波动是美欧等国“联合起来首次对俄罗斯的独联体盟国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地缘政治行动”。 仅2004年起的两年时间里,美国就曾通过多种渠道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累计6 500万美元的资金。除了通过索罗斯基金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渠道之外,美国官方还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乌克兰的所谓民主改革。

2010年对俄持友好态度的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总统。2013年末因亚努科维奇拒绝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乌国内部东西矛盾加剧,形成大规模社会动荡。而在2014年的乌克兰政治危机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乌克兰“资助了多达65个非政府组织”“出资1 400万美元用于乌克兰项目”,其中甚至还包括向每一个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提供薪酬。美国的一系列行动最终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府。

美国对乌克兰的干预亦是出于制度竞争以及与俄竞争的原因。在制度竞争与制度扩散方面,遵循制度扩散的目的,美国设立了支持乌克兰的基金与援助项目,着力推动乌克兰制度变化。在2004年乌克兰大选期间,小布什政府力推制度扩散;此后的奥巴马政府与俄罗斯也因为意识形态不同而未能消解矛盾。2013—2014年,美国对乌克兰制度与领导人更替的介入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有关对立。因此,乌克兰的历次政治危机既反映出乌克兰存在的国家发展道路矛盾,也是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

出于对俄竞争的需要,美国会选择介入与干预。2007年起,独联体内部出现新一轮区域主义,俄罗斯也加强同独联体国家的联系,比如2010年正式启动的俄白哈关税同盟。这引起西方的不安,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认为“俄罗斯正借助经济一体化的方案重建新版苏联”。美欧和俄罗斯都采取多种手段影响乌克兰局势,美国的干预也是为了平衡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乌克兰的东西部经济发展失衡。因为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诉求等多方面因素,东部地区想要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合作,而西部各地区则希望尽快启动加入欧盟与北约的进程。美国通过加剧乌克兰的“东西矛盾”,起到了拉拢乌克兰的目的。而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也进一步助推了乌克兰向西方转向。显然,美国对乌克兰的干预也有抑制俄罗斯影响力的目的。

(三)制度扩散意愿强:美国对后苏联国家制度选择的干预

在亚美尼亚的案例中,虽然美国有亚美尼亚利益集团,美国国会在其推动下于1992年通过《自由支持法案》(Freedom for Russia and Emerging Eurasian Democracies and Open Markets Support Actor Freedom Support Act)制裁阿塞拜疆,但外高加索地区并非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美国在该地区也“缺乏明显的政策”。 此外,亚美尼亚在诸多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也让美国认为两国间缺乏坚实的合作基础。因此,美国在面对亚美尼亚的制度变化与局势动荡时缺乏连贯和统一的行动,甚至在2008年局势激化后反而选择站在时任政府一边。亚美尼亚2018年的形势变化促使帕希尼扬执政并开启社会变动进程。不仅美国驻亚美尼亚大使称赞这次权力转移,而且随后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发起了推动亚美尼亚政治制度转型的援助计划。不同于俄罗斯的谨慎表态,美国积极参与了这次进程。

总体来看,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利益各不相同,其中乌克兰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中备受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支持;而吉尔吉斯斯坦在地缘政治方面并非美国的重点关切,而且在玛纳斯军事基地到期关闭之后更是如此。美国通过提供资金、援助反对派、扶持当地非政府组织等方式干预过两国政局和制度选择;而当对象国家制度没有朝着美国预期变化时,美国会继续支持当地非政府组织、反对派媒体的发展,继续扩大制度变化的可能性。美国也在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推行过相似的措施。相较而言,美国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外交以价值观外交与制度扩散为主,地缘政治利益不是其外交行为的主要推动因素,因此美国是制度扩散意愿强的国家,美国会积极推动并干预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制度选择。

结束语

在美、俄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外交政策的动因中,制度扩散与地缘政治利益这对变量值得关注。当后苏联空间国家进行制度选择时,大国对该国的干预行为将主要受这两个因素影响。通过全文分析可以看出,制度扩散这一单一变量无法解释大国在后苏联空间地区的干预行为。在大国的外交政策中,地缘政治利益这一变量十分重要。例如,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强调权力、制衡与国家利益,这些依然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重要动因;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等思想也强调地理空间、邻国关系与欧亚一体化对俄罗斯的重要性。分析显示,当在非西方制度扩散与地缘政治利益间取舍时,俄罗斯更倾向于根据地缘政治利益采取干预行动。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俄罗斯并未刻意推动非西方制度的扩散。而美国则较多考虑制度扩散因素。在制度扩散意愿强的时候,大国倾向于通过代理人或武力干预后苏联空间国家制度选择或呼吁调停相关冲突,而较少顾及地缘政治利益;当制度扩散意愿弱而地缘政治利益诉求高时,大国倾向于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干预;当制度扩散意愿弱且地缘政治利益诉求低时,大国通常倾向于不采取行动。

究其原因,后苏联空间国家地处俄罗斯周边,是俄罗斯不断争取的对象。无论国力如何,这些国家都被俄罗斯视为核心利益所在,保持周边国家稳定,并促使其不对俄罗斯构成现实威胁是俄罗斯的短期诉求。长期来看,俄罗斯仍然希望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与美、欧等平起平坐,重新成为大国甚至是一极的雄心使俄罗斯更倾向于稳定后苏联空间国家。这些都使得俄罗斯在取舍制度扩散(价值观)和地缘政治利益时倾向于确保自身地缘政治安全。而美国等一些国家则更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中积极推行制度扩散和所谓的民主化,而不论对象国家是否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关切之所在。但随着干预的深入,美国会逐渐考虑地缘政治利益与干预成本。相较于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更倾向于积极推行美欧制度。

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不同的大国有着不同的外交倾向,区域内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发展趋向与意识形态走向。因此,这些合力促使中国在加强与这些国家经贸联系与政治互动时,应注意甄别不同大国的利益诉求、区域内国家的发展需求、中国对外开放的自身要求,统筹谋划最大的合作与发展空间,切实推动双边、多边务实合作与友好关系的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项目号:21&ZD172)”中期成果。


参考文献

1/02/2021-coronavirus-predictions-global-thinkers-after-vaccine/.(2022-01-02).

[21]王栋, 高丹.数字全球化与中美战略竞争[J].当代美国评论.2022, 6(02):25-43,123.

(1)国内通常将post-soviet states译作后苏联空间国家。因为乌克兰已经退出独联体,所以独联体概念无法准确指代本文范围。知网学术搜索显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俄罗斯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与俄罗斯直接相关的期刊,《世界知识》《当代世界》等其他重要期刊都曾使用过此概念。

(2)[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学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vi-vii页。

(3)Peter Burnell,“Autocratic Opening to Democracy:Why Legitimacy Matters,”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7,No.4,2006,pp.545-562;Nicole J.Jackson,“The Role of External Factors in Advancing Non-liberal Democratic Forms of Political Rule:A Case Study of Russia’s Influence on Central Asian Regimes,”Contemporary Politics,Vol.16,No.1,2010,pp.101-118;Max Bader,“Democracy Promotion and Authoritarian Diffusion:The Foreign Origins of Post-Soviet Election Laws,”Europe-Asia Studies,Vol.66,No.8,2014,pp.1350-1370;Jakob Tolstrup,“Black Knights and Election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Why and how Russia Supports Authoritarian Incumbents in Post‐Soviet State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54,No.4,2015,pp.673-690;and Tomila Lankina,Alexander Libman,and Anastassia Obydenkova,“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Diffusion in Post-Communist Region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9,No.12,2016,pp.1599-1629.

(4)Thomas Ambrosio,“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of Authoritarian Diffusion:Concepts,Dynamics,and Future Research,”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Vol.11,No.4,2010,pp.378-379.

(5)Colin Flint,Introduction to Geopolitics 3rd e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6,pp.16,36-39.

(6)在讨论中,本文仅涉及已经使得一国制度发生变化,或该国政府已无力控制且将要发生政治制度变化的事件。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地区、亚美尼亚的一些相关事件或未导致这些国家制度变化,或被时任政府解决,因此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

(7)从李普塞特(Lipset)提出经济发展和合法性基础能够推动民主化转型以来,现代化理论得到了充分讨论:摩尔(Moore)关注社会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影响;普沃斯基(Przeworski)和利蒙吉(Limongi)提出民主化进程可以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出现,经济对民主巩固更有效力;阿西莫格鲁(Acemoglu)和罗宾逊(Robinson)讨论精英与大众间的权力分享与民主化的关系等。此外还有英格尔哈特、帕特南和亨廷顿等人在文化等方面对现代化理论的描述与解释。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3,No.1,1959,pp.69-105;Barrington Moore,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New York:Beacon Press,1966;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Modernization:Theories and Facts,”World Politics,Vol.49,No.2,1997,pp.155-183;and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Robinson,“Democratization or Repress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4,No.4-6,2000,pp.683-693.

(8)Yener Altunbaşand John Thornton,“The (Small) Blessing of Foreign Aid:Further Evidence on Aid’s Impact on Democracy,”Applied Economics,Vol.46,No.32,2014,pp.3922-3930.

(9)Peter Burnell,“Autocratic Opening to Democracy:Why Legitimacy Matters,”pp.545-562;Nicole J.Jackson,“The Role of External Factors in Advancing Non-liberal Democratic Forms of Political Rule:A Case Study of Russia’s Influence on Central Asian Regimes,”pp.101-118;Max Bader,“Democracy Promotion and Authoritarian Diffusion:The Foreign Origins of Post-Soviet Election Laws,”pp.1350-1370;Jakob Tolstrup,“Black Knights and Election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Why and How Russia Supports Authoritarian Incumbents in Post‐Soviet States,”pp.673-690;Tomila Lankina,Alexander Libman,and Anastassia Obydenkova,“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Diffusion in Post-Communist Regions,”pp.1599-1629;Thomas Ambrosio,“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of Authoritarian Diffusion:Concepts,Dynamics,and Future Research,”pp.375-392;Christian Von Soest,“Democracy Prevention: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54,No.4,2015,pp.623-638;and Stephen G.F,Hall and Thomas Ambrosio,“Authoritarian Learning:AConceptual Overview,”East European Politics,Vol.33,No.2,2017,pp.143-161.

(10)Lucan Way,“The Authoritarian Threat:Weaknesses of Autocracy Promo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27,No.1,2016,pp.64-75;Pål Kolstø,“Authoritarian Diffusion,or the Geopolitics of Self-Interest?Evidence from Russia’s Patron-Client Relations with Eurasia’s De Facto States,”Europe-Asia Studies,Vol.73,No.5,2020,pp.890-912;and Lilia Arakelyan,A.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Eurasia:National Interest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7,p.114.

(11)Robert Jervis,“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3,1991,pp.39-73.

(12)庞大鹏:《俄罗斯的欧亚战略--兼论对中俄关系的影响》,《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第70页;王郦久:《试论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与战略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4期,第10页。

(13)参见夏安凌:《西方新干涉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14)David G.Tarr,“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of Russia,Belarus,Kazakhstan,Armenia,and the Kyrgyz Republic:Can It Succeed Where Its Predecessor Failed?”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Vol.54,No.1,2016,p.1.

(15)Zbigniew Brzezinski,“The Premature Partnership,”Foreign affairs,Vol.73,No.2,March/April 1994,p.80.

(16)Julia Bader,“Autocracy Promotion,the Mirror Image of Democracy Aid?”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5,No.3,2013,pp.462-464.

(17)Alexanian Ashot,“The Civiliarchic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Armenia,”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Vol.12,No.3,2011,p.123.

(18)“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2015,”https://www.president.am/en/constitution-2015/.

(19)W 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Armenia Import Partner Share,”WITS Data,2019,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 Profile/en/Country/ARM/Start Year/1997/End Year/2019/Trade Flow/Import/Partner/ALL/Indicator/MPRT-PRTNR-SHR.

(20)W 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Armenia Import Partner Share.”

(21)杨进:《亚美尼亚政治危机探析--兼论中国与亚美尼亚“一带一路”合作》,《俄罗斯东欧中亚研》2019年第5期,第149页;Miriam Lanskoy and Elspeth Suthers,“Armenia’s Velvet Revolu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30,No.2,2019,p.95。

(22)李静雅:《第二次纳卡战争背后的各方战略博弈》,《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期,第29-37页;亓佩成:《亚美尼亚民族起源论:一个民族主义话语之争》,《历史教学》2019年第5期,第15-21页;张弘:《民族主义与政治转型的相互影响--以亚美尼亚为案例的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3期,第67-78页。

(23)包括在2008年要求向西方政治制度转型时,欧美等国也未动员国内力量进行支持,欧美国家甚至“站在了政府一边”。参见Arma.Grigoryan,“Selective Wilsonianism:Material Interests and the West’s Support for Democra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4.No.4,2020,p.159。

(24)杨进:《亚美尼亚“天鹅绒革命”及其逻辑》,《世界知识》2018年第10期,第36页。

(25)1994年,吉尔吉斯斯坦取消最高苏维埃。这化解了“府院之争”,加强了总统权力。200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则将两院制改成一院制,减少了议会人数,缩小了议会权力,进一步限制议会反对党。吉尔吉斯斯坦还多次修改宪法以强化总统权力。

(26)W 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Kyrgyz Republic Import Partner Share,”WITS Data,2019,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 Profile/en/Country/KGZ/Start Year/1997/End Year/2019/Trade Fl ow/Import/Partner/ALL/Indicator/MPRT-PRTNR-SHR.

(27)“Russia Remains Main Destin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from Kyrgyzstan-Ministry,”Tass,December 12,2021,https://tass.com/society/1374245.

(28)张宁:《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中的选举因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5期,第21-26页;艾莱提·托洪巴依:《议会选举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前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2期,第43-50页。

(29)乌兹别克斯坦强烈反对吉尔吉斯斯坦在俄罗斯帮助下在上游修建大型水电枢纽。

(30)“Japarov:Russia Is Kyrgyzstan’s Main Strategic Partner,”Tass,January 11,2021,https://tass.com/world/1243233.

(31)Jim Nichol,“The April 2010 Coup in Kyrgyzstan and its Aftermath: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June 15,2010,https://sgp.fas.org/crs/row/R41178.pdf.

(32)Lucan Ahmad Way,“Weaknesses of Autocracy Promo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27,No.1,2016,p.70.

(33)戴锋宁:《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浅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20页。

(34)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February1995,https://www.airforcemag.com/PDF/Document File/Documents/2009/nss1995_020195.pdf.

(35)邢瑞利:《拜登政府“民主国家联盟”构想评析》,《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3期,第37页。

(36)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曾参与组建“选民政治积极分子组织”,而有美国资金背景的“自由之家”则用于出版反对派报纸。2013年至2020年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如克卢普网站Kloop)、非政府组织出资多达1300多万美元;仅2020年一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便向吉尔吉斯斯坦各类新闻出资达200多万美元。依次详见:戴锋宁:《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浅析》,第120页;杨心宇:《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的若干问题》,《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4期,第49页;《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7日,http://sf.chinaconsulatesf.org/wjdt_674879/sjxw_674887/202205/t20220507_10683088.shtml;МундузбекКалыков,“ЦИКОтказала‘Клоопу’вНаблюденииЗа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миВыборами,”KLOOP.KG-НовостиКыргызстана,November 9,2021,https://kloop.kg/blog/2021/11/08/srochno-tsik-otkazala-kloopu-v-nablyudenii-za-parlamentskimi-v yborami/;《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7日,http://sf.chinaconsulatesf.org/wjdt_674879/sjxw_674887/202205/t20220507_10683088.shtml。

(37)肖斌:《美国的中亚政策:基于猎鹿博弈视角的分析》,《俄罗斯学刊》2021年第3期,第49页。

(38)譬如2005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地区发生的相关事件。

(39)肖斌:《美国的中亚政策:基于猎鹿博弈视角的分析》,第59页。

(40)Jim Nichol,“The April 2010 Coup in Kyrgyzstan and its Aftermath: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p.11.

(41)吴大辉:《美国在独联体地区策动“颜色革命”的三重诉求--兼论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架构下抵御“颜色革命”的当务之急》,《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2期,第4页。

(42)Andrew Wilson,“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NGOs and the Role of the West,”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9,No.1,2006,p.22.

(43)例如,美国国务院2004年对乌克兰援助中,有约3400万美元用于所谓民主化方案。Andrew Wilson,“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NGOs and the Role of the West,”p.23.

(44)《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7日。

(45)富景筠:《俄白哈关税同盟的历史演进、动因及前景--基于区域内贸易特点的视角》,《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2期,第25页。

(46)张弘:《大国关系调整与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危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1期,第25页。

(47)劳华夏:《乌克兰危机的外部因素探析》,《国际论坛》2015年第5期,第26-32、80页。

(48)阿依科·马尔季罗相:《亚美尼亚加入欧盟的前景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3期,第64页。

(49)张弘:《民族主义与政治转型的相互影响--以亚美尼亚为案例的研究》,第75页。

(50)例如,美国等西方国家曾通过各种途径干预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政治制度选择;但是当亚美尼亚发生民众抗议活动时,西方国家反而保持了沉默。当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政治制度日益西方化时,俄罗斯似乎没有选择干预各国的制度选择。

(51)张艳杰、李翠竹:《践行新欧亚主义思想:俄罗斯外交新走向》,《学术交流》2013年第1期,第73页。



原文:《国际展望》2022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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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国内发展战略转型与政治变动相互影响的背景下,2022年的中期选举是美国选举历史上涉华议题最多、讨论范围最广、提及频率最高、对华立场最强硬的联邦选举。在涉华议题的门类方面,本次选举跳出冷战结束后传统的涉华贸易和人权议题,将经济安全、防务技术、能源政策、产业政策等国内政治倾向明显的议题大量置于竞选过程中;无论是参议员、州长还是众议员候选人都在提及涉华议题,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还...

  • 王栋、孟维瞻:中国学者对区域秩序问题的讨论2023年09月10日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奇迹般崛起,极大地塑造了亚洲的区域秩序。在此期间,中国学术界围绕中国在区域秩序上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目标提出了多种观点。这些学者的观点在不同程度上预测与影响着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因此,了解中国学者如何看待和辩论区域秩序问题,对于把握亚洲地区秩序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梳理2012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主流学者围绕亚洲地区秩序展开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包括以下9个问题:1.中国是否应与俄罗...

  • 王栋教授应邀参加第五届中国战略论坛2023年06月02日

    5月27日至28日,第五届中国战略论坛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高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办,来自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等党政机关,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新华社等35家高校、智库的70余位专家学者集聚一堂,展开跨学科对话、交流、讨论,共同围绕中国外交战略布局问题进行深入研讨。王栋作“人文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主题发言,并作为报告人向大会作第一分议题...

  • 王栋、王耀正:美俄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制度变化的行动与态度——制度扩散还是地缘政治利益2022年12月21日

    [内容摘要]自苏联解体以来,美、俄等大国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干预程度各不相同。关于制度扩散的理论在解释美国的行动和态度时虽然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却难以单独解释俄罗斯的行为。因此,本文在讨论俄罗斯是否真正有意推动制度扩散的同时,引入地缘政治利益变量。制度扩散与地缘政治利益是一对关键变量。本文选取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在制度选择与地缘政治诉求方面均有较大差异的国家进行分析,对两国相关案例和行为生成...

  • 王栋、高丹:深化教育国际交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2年12月03日

    [内容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国际交流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巨大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教育国际发展的动因、要素发生多元化的转变,教育国际发展受各国外交政策影响加剧,不平衡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而“再全球化”为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机遇。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教育国际化提供了理念基础。未来,我国要...

  • 王栋、陈涵:美国的中国观:演变历程及其启示2022年12月02日

    [内容提要]从18世纪将中国看作值得被效仿的东方大国,到冷战时期视中国为两极阵营当中的敌人,再到冷战后对华战略竞争认知框架的建立,在长达二百多年的中美互动进程中,美国的中国观历经多次变迁,并塑造了不同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本文聚焦分析近代、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美国不同中国观的具体内容及其政策影响,从美国中国观演变的历史进程中透视美国对华“他者化”的叙事逻辑,指出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旧接触共识”存在的认识论...

  • 王栋、李宗芳: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2022年11月29日

    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叠加全球经济下行对全球治理体系带来强烈冲击。在此背景下,美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领导意愿和能力不足,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因此,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中国等新兴国家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过程中,受到美国等西方大国护持治理主导权、全球...

  • 王栋、高丹: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全球化的研究评述2022年09月01日

    本文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3期,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提要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化遭遇重大挑战。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及全球化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西方学者普遍承认,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化带来了强烈且持久的冲击。西方国家的内顾政策致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疫情放...

  • 王栋 贾子方:新冠肺炎疫情与技术进步双重影响下的全球化趋势2022年05月14日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物资、人员和资本流动,严重冲击当前的全球化进程。这一冲击的底层逻辑在于,人类社会运行以人员聚集状态下的生产为基本模式,形成的全球网络在疫情危机中易于遭受损失,并不安全。人类社会需要在更安全的状态下恢复全球化要素流动,并推动全球化继续发展。技术进步是应对这一需求的直接方式。其原因在于:技术进步使人类个体面对生物安全挑战时更加安全;技术进步使人类组织具备在隔离环境下...

  • 专家解读中美罗马会晤:美国谣传中国“军事援俄”意欲何为?2022年03月21日

    当地时间3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晤。会前,美国“放料”谣传“中国军事援俄”,称要“施加制裁”。时值“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俄乌进行第四轮谈判之际,何以冒出不和谐声音?中美关系如何重回健康稳定正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

  • 王栋:中国应对中美竞争的策略 2022年01月23日

    2021年12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在国际知名期刊《环球亚洲》(Global Asia)发表题为《不情愿的对手:中国应对中美竞争的策略》(“Reluctant Rival: Beijing’s Approach to US-China Competition”)的英文刊首文章(leading article)。文章针对中国如何应对美国所定义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作了详细阐述。文章指出,中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并非情愿”,中...

  • 王栋:平衡中美战略竞争与合作2022年01月18日

    文章开头指出战略竞争已经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标记,但战略竞争需要重新被定义为一个建设性的、有边界的、健康的,而不是不加限制的、零和的与恶性的过程。对美国而言,尽管拜登政府仍然谈论与中国的合作和接触,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合作”与“接触”已经被边缘化、工具化和交易化。接触的内在价值需要被重建。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旧接触共识”(Old Engagement Consensus)中,美国将中国视为需要被“转变”、“整合”并“纳...

  • 王栋:新接触共识,全球秩序的中国愿景2021年04月15日

    2021年4月15日,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王栋在外交事务领域全球最权威刊物之一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发表题为“The Case for a New Engagement Consensus: A Chinese Vision of Global Order”(《新接触共识:全球秩序的中国愿景》)的文章。这是国内青年学者首次在Foreign Affairs发文。文章首先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