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同美国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与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

2013年11月5日上午8:30至12点，由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原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美国著名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联合举办的“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与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C105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以及美国、瑞典、丹麦的近20位学者参加了这一学术研讨会。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和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主任Patrick Cronin博士首先为研讨会致辞。王缉思教授认为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共同推动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Cronin博士则认为现在的中国外交政策变化吸引着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外交政策的研究尤为重要。随后，会议围绕目前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

会议第一部分就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的关键因素、中国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经济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主持讨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对近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推动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主要国内因素是“中国梦”的构建与实现。“中国梦”意味着为每个中国公民提供实现成功的机会，也意味着中国要以和平方式实现现代化，即要“和平崛起”。“中国梦”的构想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仅要关注地区事务，还要有全球视角，要在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发展中实现“中国梦”。具体到现在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政策首先将以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为首要任务，集中精力与资源拓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同时，中国主张中美关系应该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相互合作，携手解决国际社会中的各种问题。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未来的中国外交将起到重要影响。要保持一个合理稳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强金融体系的建设、放宽人民币自由流通的限制、优化经济结构以及实现对外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是四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具体而言，金融稳定、人民币国际化、技术创新、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以及通过国际合作维护中国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经济发展对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相互依存对缓解国家领土纠纷、深化国家间关系以及稳定地区乃至国际形势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査道炯教授认为，如何在竞争与开放的国际市场中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影响中国外交的最重要的国内因素。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资深研究员Ely Ratner博士主要分析了中国的地区和国际安全环境形势，认为这种周边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将促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义务。Ratner博士表示由于主动的战略收缩，美国将减少其在国际社会中承担的义务，由此中国将不得不为了维护自身的海外利益而承担更多责任。潜在的国际恐怖主义，日益重要的能源安全威胁，国际原材料的流通，不断扩大的海外商业利益以及地区性大国竞争都会促使中国外交放弃“韬光养晦”，转而更多地关注国际事务。

瑞典发展与安全研究所研究员David Mulrooney认为地区安全问题，尤其是朝鲜问题和阿富汗问题将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改变。他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朝核问题有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并对地区安全形势形成实质性挑战，中国最近几个月的外交活动表明中国对朝政策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2014年美国将撤出在阿富汗的作战部队，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很可能将会藉此复兴，这将对与阿富汗有着共同边界的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带来更大的挑战乃至威胁。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中，各国学者就中国如何在当今国际社会的现实中实现“和平崛起”并最终实现“中国梦”，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应承担何种责任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与交流。

二、中国外交政策的可能演变

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主任Cronin博士主持第二个环节的讨论。该环节的主题是中国外交政策将如何适应国家利益的扩展和实力的增强，以及未来中国外交政策将会如何发展。

来自中国军事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樊高月大校首先对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概括介绍。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经济利益的拓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外交政策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世界：第一，重新定义“不干涉内政原则”；第二，在国际事务中加强与美国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第三，关注全球经济事务；第四，更加注重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他认为，未来的中国外交政策应该成为维护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及其安全的坚强后盾，但同时也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寻求和平发展之路。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延续与变化的统一体，但也有新特点呈现。中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体现在六个方面：外交的目标依然是服务国内经济发展；仍然强调发展同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维护核心国家利益；首脑外交不断加强，外交决策主体多元化；对国际社会的多极化、全球化的关注。但同时，外交事务受到国内事务的更多影响，中国对朝政策似乎也发生了变化，这是变化的表现。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呈现出三个新特点，比如强调核心利益，注重首脑外交和夫人外交，以及外交手段的多样化。未来中国外交政策将面临三个挑战：外交决策的集体协商制问题，关注国内发展与承担国际责任的协调问题以及国家利益在国际社会的实现问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也认同中国外交政策在不变中变化的观点。他认为由于国内外形势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依然延续既有政策。但随着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今年中国外交活动频繁，但唯独与少数有领土争议的周边国家交往较为冷淡。同时，他认为中国现在“胡萝卜”储量丰富，但“大棒”却不足，这种不平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弥补：发挥经济外交的优势，扩宽多边外交渠道，更多地发挥既有国际体系的优势。

来自哥本哈根大学政府系的助理教授Camilla T. N. Sørensen博士就中国未来的大国前景发表了看法。根据其最近从事的研究，Sørensen博士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近主要关注“不干涉原则”、国内问题、国家利益扩展、国内外环境的改变、国家角色等问题。她认为未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将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将在国内压力和国际期待的塑造下形成。

随后，学者们就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以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方面的作为进行了热烈探讨。

三、中美关系的未来——机遇与挑战

第三阶段的发言和讨论主要围绕中美关系进行，由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主持。学者们分别就中国的崛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进行了讨论。

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副院长徐辉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现在的中美关系处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最好的阶段，双方互动频繁，对共识和分歧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能够更多地从长远视角审视中美关系。论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徐辉教授认为一个最基本的变化是中国开始从战略高度，综合国内和国际双重因素规划中国外交。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国外交政策更加注重平衡国内与国际事务，平衡国家利益扩展的诉求与和平发展的稳定诉求，平衡维护国家利益和承担国际责任的需要，以及平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注。最后他还就中美日三角关系进行了分析阐述，对日本军力的发展对中美日三边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示担忧。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杰出研究员Patrick Mendis博士随后就中美文化理念差异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中国外交体现出对目的驱动以及现实主义色彩，而美国外交则是目的既定下的理想主义色彩。“中国梦”和“美国梦”体现的是汉密尔顿主义和杰弗逊主义的差异。中美两国未来将分别面对社会问题和财政问题，但中美关系决定着未来的“太平洋之梦”。

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副主任王栋副教授主要分析了近期日本政治和外交的变化对中美关系带来的挑战。他认为，日本最近频繁的政治和军事动作可能影响最近的中美关系良好势头。美国应该在钓鱼岛问题上扮演更加负责任的角色，不应发对日本出错误信号，应该为缓和危机和寻求地区稳定做出具有建设性的努力。他认为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缓和将有利于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随后，与会学者就日本近期政策举动以及中美日关系进行了交流、分析与探讨。

最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与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主任Cronin博士进行了总结性发言。此次研讨会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与分析。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国和美国应通过对话加强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努力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同促进未来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