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研究”是今日中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区域国别研究实际上就是一国对于外部世界中各国或地区的知识性探究。它的诞生与发展，中外之理相同，都是源于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它既是一种知识性探索，又往往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就学术价值而言，国内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迄今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它与国家整体的发展进步是相联系的。同时，在不少问题上，也还存在一些混淆和含糊不清的理解。我们承担的一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将努力回答这些问题。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中国 学科理论
区域国别研究是今日中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202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我国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同年12月10日，该委员会发出《关于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的函》（学位办便字20211202号），共列举了14个学科门类，其中新设的第14个学科门类名为“交叉学科”，下设6个一级学科，其中的“1406”号为“区域国别学”。这样，在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新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就呼之欲出了。本文的宗旨是探讨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
一、区域国别研究的总体学术史
就名称看，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术界存在四种称呼，目前仍同时并存着，即“国别和区域研究”“区域和国别研究”“国别区域研究”以及“区域国别研究”。这些名称虽略有不同，但都包括“区域”“国别”和“研究”这三个关键词，它们的所指完全相同，彼此之间可以互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的学科目录将使用“区域国别学”这一名称。经过一段时间的并存使用和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后，未来名称的使用有可能趋于一致。即便不完全一致，也不影响学术共同体内的相互理解。“区域国别研究”实际上就是一国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性探究。任何一国都有了解他者的需要。历史地看，它与世界各地区的联系从松散走向紧密相关。远的且不说，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快速扩展，全球范围内各个原本孤立存在的区域日益连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被后世称为“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各区域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加深使得推进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成为人们基本的知识需求，“区域国别研究”由此便顺理成章地出现和发展了。[1]就西方国家而言，作为全球市场的开拓者，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以及殖民活动的推进，以英国、法国、荷兰等为代表的欧洲殖民列强需要增进对于广大非欧洲地区的了解，具体而言，包括这些地区中各个政治实体的历史、语言、经济形态、政治组织、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以服务于殖民开拓活动。在这一进程中，某些特定人群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是传教士群体。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全球体系的逐渐成型，大批的西方传教士怀揣着传播“福音”的理想，走向广大的未知地区。为了在目标国传教，传教士首先需要学习当地国家的语言，了解其历史文化，进而能与当地人进行沟通，开展传教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群体客观上助力了早期“区域国别研究”的产生。此外，医生、教育工作者、慈善机构等社会组织及个人对于早期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也具有客观的推动作用。[2]换言之，随着西方列强在各地进行殖民活动，有的奴役土著，有的移民垦殖，为数众多的传教士、医生、政务随员、教育工作者，乃至慈善组织成员以各种方式来到世界其他地区，他们从各个侧面对当地进行观察、记录、研究，形成了早期区域国别研究的一手资料。其中难免泥沙俱下，事实描述与主观臆断交织，但对于我们了解掌握西方如何看世界和看待异民族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欧洲多国的汉学研究以及后来人们所说的中国研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简而言之，要说“区域国别研究”的诞生与发展，中外之理相同，都是源于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它既是一种知识性探索，又往往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此外，还应当看到，一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衰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其发展程度也与该国的综合国力有着明显的关联性。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去殖民化进程瓦解了欧洲殖民帝国，传统欧洲列强主导“区域国别研究”的局面也随之发生变化。[3]二战后，区域国别研究在新兴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得到蓬勃发展，且逐步走向制度化。[4]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兴起，这一点为初访美国的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所观察到，“美国政府明白这次战争是全球性的，美国将在世界各地进行战争，而且现代的战争不能缺少当地人民的合作，为军事上的需要，作战的部队必须对于战区的人民有较深的了解。而且他们也知道军事胜利之后，对于解放区的种种设施，都得根据当地的民情来擘划，来推行，所以召集了各种专门人才设立区域训练班…在区域训练班里，地理、历史、文化各方面全得顾到。于是专家之间得到互相配合，贡献他们各人的专门知识，来完成对某一区域的介绍。”[5]这项工作的目的是：第一，全面地理解对象地区；第二，迅速掌握对象地区的语言。在二战期间，美国主要以陆军和海军为中心，集中培训包括军官在内的专门人员。这一时期它在语言教育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出于赢得战争的需要，美国在战时就派遣了不少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前往战区工作学习，或者利用各种手段研究战争对手。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的委托，对日本社会和日本的民族性开展调查研究，写出了研究报告，后来以《菊与刀》为名正式出版，至今仍为日本问题研究者所看重。冷战期间，美苏冷战是美国世界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国会于1958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美国政府和以福特基金会为突出代表的各私立基金会，在以苏联研究为代表的区域国别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及其他相关资源，用于人才培养、研究机构建设及研究项目的推进。美国各研究型大学陆续建立起区域国别的研究中心，它们在若干年间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使区域国别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咨政需求。
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经历了一定的起伏，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20世纪上半叶以来，实证主义导引下的科学行为主义风潮开始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兴起，一股倡导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推崇以实证主义方式挖掘人类社会的“运作机制”、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化”的风潮席卷美国社会科学界。[6]其结果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代表的“科学范式”大行其道，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法则，适用于任何国家和地区。围绕特定国家或地区开展专门研究、比较强调地域独特性的区域国别研究受到一定的冲击。[7]其次，1991年底苏联解体，两极格局最终瓦解。由于与苏联进行冷战的核心关切消失了，美国政府和私立基金会对于苏联研究以及其后的俄罗斯研究的支持力度明显减少。在美国一超独大的格局之下，以特定国别或区域为对象的“区域国别研究”的价值似乎不如过去那么大了，新的争论因而产生。[8]尽管如此，由于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已然制度化、内在化，成为学术体制中的组成部分，故而这一研究领域虽然受到一定冲击，在学术研究以及咨政服务中处于守势，但很难从根本上受到动摇。除了美国外，区域国别研究在其他不少国家的学术体制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已经“制度化”了，并面临“新的综合”问题。[9]
二、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形势和任务
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实施这一历史条件下，中国积极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从而更有效地维护本国在海外的合法利益，尤其是了解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实发展诉求，更好地推动发展倡议落地生根，造福当地，实现中国与沿线有关国家的互利共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跃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公民走出国门，观察世界，开展业务，谋求发展。相应地，中国的现实利益也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这既是中国崛起的必然结果，也给相关部门做好工作带来了挑战。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迅速扩展，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保障中国企业、公民的合法权益及人身财产安全，正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推进也使得这一问题日益凸显，切实做好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权益维护，成为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命题。
对广大的外部世界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是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前提，唯有细致地掌握海外投资对象国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营商环境、文化习俗、外交政策，中国企业才能“防患于未然”，进而有效规避投资所在国因为政党轮替、政策变动、教派冲突、恐怖袭击等意外事件而造成的冲击和损失。这就对“区域国别研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推进，在现实需求的导向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从传统重点关注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强国，日益向研究广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等地区的国家扩展。传统上，出于重要性、紧迫性和资源的可获得性等因素的考虑，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对美、欧、日比较重视，对广大欠发达国家则研究不足。在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建设方针的积极引导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2012年，为贯彻落实中央部署，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的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促进教育对外开放的要求，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启动了国别和区域研究以及国际教育研究基地遴选与培育建设工作，开始以专项工作形式探索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以及专业研究机构建设的路径。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很快成为倡议落实的迫切现实需求，也为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从2014年开始，教育部加大了对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支持力度，国别和区域研究也从单一的专项工作上升为国家工程，经过几年的摸索逐渐明确了自身的学科定位、优势职能和发展路径，研究机构从初创时的几十家增加到数百家，数量增长了十倍，基本实现了中央领导提出的“全覆盖”要求。[10]
2016年，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教育部把建设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与对象国合作开展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研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性举措。2017年，教育部将国别和区域研究对“一带一路”国家实现全覆盖列入工作要点，并于当年完成遴选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工作，实现了研究“全覆盖”的目标。2018年，教育部又要求继续深化国别和区域研究，加大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等的选派和培养力度。国别和区域研究为“一带一路”推进落实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咨询支持。2017年教育部为重点组织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共发布了141项研究课题，其中 70 项涉及“一带一路”的46个沿线国家，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智库报告课题，系列报告覆盖全部6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1]
为了统筹和协调区域国别研究建设，教育部国际司还在北京语言大学设立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委托其行使相关职能。在教育部推动下，截至2020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各大学正式建立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有42个，非正式的备案研究中心有395个，数量总计437个。统观这些为数甚众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基本上做到了全球范围内区域国别研究的地域全覆盖。目前我们的研究视野已经拓展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各大学的积极性十分高涨，[12]其中包括不少原本不太知名的大学。连斐济这样传统上不太受到注意的南太平洋岛屿国家，东帝汶这样的东南亚小国，现在也都有学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甚至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13]随着一系列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的设立，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将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对于进一步开展对外关系和交往，保护和维护中国企业、侨民在海外的贸易投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4]这也是21世纪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陆续建立起了数量可观、覆盖面广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但应该指出的是，目前的状况与成熟的区域国别研究还存在着较明显的差距。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普遍存在的缺陷，在于区域研究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及理论发展之间是脱节的。尽管中国建立起了为数不少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也以特定的区域或国家为研究对象，但很多研究长期停留在对历史或现状进行描述的初级阶段，缺乏学术意识和理论思维，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延展性。这一现象产生的结果是围绕特定区域或国家展开的研究常常脱离于国际研究的主流，碎裂成以地域性为分界的窄小学术圈，很多时候自我设限，极大地限制了学术互通、彼此借鉴和理论创新的可能。应该看到，虽然区域国别研究强调语言基础、田野调查和对于一手材料的运用，但却不能仅停留在简单描述而缺乏学术意识。理论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关系。传统意义上，具有理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对原理和机制的概括和提炼，但理论的建构绝不能是“无源之水”，扎实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能为理论建构提供鲜活素材，还能为理论修正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对照。[15]地域性的区域国别研究得来的知识，在比较、概括和提炼的基础上，可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当前和未来，我们要发展好“区域国别研究”，必须要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意识，自觉地将区域国别研究与学术理论问题结合起来，加强与主流国际关系学界的融通与对话。如此则不仅有助于逐步形成理论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相互补益、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还将极大地助力于提升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水平。
三、进一步开展区域国别研究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是相联系的,就学术价值而言，迄今为止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在不少问题上，也还存在一些混淆和含糊不清的理解。我们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特色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将努力在学术上阐明这些问题，拟议从五个方面开展研究，即：
1.比较视阈下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缘起、思想源流与智力资源供给；
2.外国语言基础与区域国别研究：关系、地位和作用；
3.学科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关系、地位和作用；
4.区域国别研究中特定区域专门知识的获得；
5.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的制度保障、学科布局及人才培养。
这五个方面比以往的探讨更清楚地提炼了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基本涵盖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在我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厘清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旦把这些问题都研究清楚了，开展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建设的重点、需要抓住的重点议题等也就明朗了。
就应用价值而言，当前，区域国别研究正在国内各学术单位（尤其是大学和社会科学院）蓬勃兴起，同时，围绕区域国别研究还需要在理论上阐明一些原理，并解决不少具体问题。就社会意义而言，在21世纪的未来岁月中，中国进一步崛起为世界性大国是可以期待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和落地，我国政府、企业及其他有关方面在实践中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更加凸显了开展好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长期构想，绝不是一蹴可就的，需要逐步实施和扎实推进。为此，研究必须先行。只有做出实实在在的、具有深度的国别区域研究成果，才能真正助力“一带一路”倡议走实走深。
近若干年来，随着中国外交重心向周边区域落地、“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实施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持续加快，中国的政、商、产、学界对于外部世界专门知识的需求显著增强，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快速兴起。2018年8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时强调，要着力加强中外交流互鉴，促进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16]这再一次对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出了现实要求。对此，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已经做出了不少有益的规划，着力推动中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并引导高校主动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关切，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智力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各大学正式建立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已基本做到了全球范围内区域国别研究的全覆盖。随着全国各地国别区域研究快速走向繁荣，学界对于在新时期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也进行了丰富而有建设性的讨论。
具体而言，学者们围绕中西方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实践、区域国别研究的内涵辨析、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实价值、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理论的关系以及可行的建构路径、区域国别研究的特定方法、学科机制调整以及人才培养等开展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在学界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区域国别研究兼具社会科学知识累积及服务国家重大外交战略的双重使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要求研究者兼具良好的语言功底、扎实的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并能在研究对象国开展中长期田野调查，在深入了解特定区域国别知识的基础上开展比较视野下的社会科学理论建构并服务于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的决策咨询研究。此外，一批学者还就特定的区域国别研究做出了精要的综述性研究，对于把握当前阶段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尽管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当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从不同维度展望了区域国别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但一些研究尚停留在较为浅层次的刍议阶段。而究竟如何在学界已经形成的既有共识基础上，从体系化的学术高度回答新时期我国如何切实推进区域国别研究专业化，促进学术研究的质量提升，形成专精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体系，并积极引导区域国别研究与国家大政方针相适应，继而产出有效服务当代中国外交实践和“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实施的高质量资政研究成果，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
基于上述诸核心问题的复杂性，我们的这项研究试图探讨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从理论层面探究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一般规律；第二，从实践层面上探究如何调整学科布局和课程设置，以促进新一代区域国别研究青年人才的培养。根据对这两大问题的探究，本文拟从以下5个部分进行深入探讨：（1）比较视域下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缘起、思想源流与智力资源供给；（2）外国语言与区域国别研究：关系、地位和作用；（3）学科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关系、地位和作用；（4）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特定区域（国别）专门知识的获得；（5）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的制度保障、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见图1）。
图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特色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规划
对于如何从理论层面探究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一般规律，我们拟从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出发，着重深入探究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践中，如何将语言优势、学科理论以及特定区域（国别）的专门知识有机结合起来，避免陷入偏废其中某个方面的不足，做到把三个领域的知识相结合，产出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总的来说，从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一般规律而言，熟练掌握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是从事深入研究的基础性条件，扎实的特定学科知识是从事深入研究的关键抓手，特定区域（国别）专门知识是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智识来源。如何创造性地探索语言学习、学科训练和特定区域专门知识的有机结合，合理运用，是从一般意义上探究区域国别研究宏观理论的关键所在。
（一）在“比较视阈下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缘起、思想源流与智力资源供给”部分，我们需要基于比较视野，重点回顾与辨析世界各主要代表性国家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经验、基本范式和思想源流，厘清中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具体历史进程、知识供给深度以及独特的文化智力资源，尝试将发达国家的研究经验与既有成果，融入到新时期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框架之中。概言之，就问题意识角度来讲，欧洲大国（英国、法国等）和日本、美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同其开展殖民活动以及二战后应对与苏联的冷战有密切的联系。就研究范式而言，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经历了从人文传统到被主流社会科学范式吸纳、规训的转变，而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更注重传统人文学科方法的运用和细致的学术考究。从辩证视角来看，美国和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互补性，提示我们要在研究中平衡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推动主流政治学理论知识与区域国别的专门知识积极互动。就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开展的情况而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在中国出现了三波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浪潮，特别是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教育部的推动和全国各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积极响应下，已经初步建立起覆盖全球各区域国别的研究中心（基地）。从智力资源角度，与欧美国家的霸权思维不同，博大精深的中国思想贡献出了“和合共生、多元发展、美美与共”的多元价值观和“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批判吸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经验，与中国特色的新型探索相融合，我们有望在新时期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并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实施贡献智慧。
（二）在“外国语言基础与区域国别研究：关系、地位和作用”部分，重点辨析外国语言基础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地位，指出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对象国的语言是一种基础技能，深入的区域国别研究要求研究者能够深入、持续地获取来自对象国的一手研究资料，这需要研究者全方位地掌握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能力并持续提升自己的语言水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外国语言基础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其地位仅是基础性的，语言能力作为基础性研究能力，必须要和特定的学科知识、特定区域（国别）的专门知识结合起来，成为辅助综合性研究推进的抓手。基于此，在语言学习中要着力避免两种误区，其一是囿于当前科系的划分，只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类别下进行传统的语言文学训练，这种训练虽也能提升基础语言能力，但是文学性导向明显，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语言要求仍有较大差别，做到基础能力和研究方向匹配至关重要。其二是避免“语言为王”思维，缺乏必要的学科和专门知识的训练。语言能力并不能保证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的产出。
（三）在“学科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关系、地位和作用”部分，重点辨析学科理论与特定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什么关系，学科理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居于怎样的地位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总的来讲，学科理论与特定区域国别研究不应是对立关系，恰恰相反，二者应该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良性合作关系。根据学术界的共识，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弊病，是许多研究者缺乏学科意识，其成果仅停留在现象描述、归纳的初级阶段，难以产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水平理论化成果。学科知识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为特定研究贡献问题意识以及提供研究路径两个方面。首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也不应该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初级阶段；相反，基于对特定区域国别现实的深入研究，在比较、概括、综合的基础上，研究者有望提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新理论。在这里，新理论的产生固然来源于对特定区域国别问题的细致考察，但也需要特定问题意识的启发。既有科学知识往往是高度成熟的理论化体系，在学习和运用既有学科的理论化知识基础上，区域国别研究能帮助我们明确区域国别现实中与既有理论知识不相符合、乃至矛盾之处，这些“矛盾点”往往是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失去了学科意识，很大程度上将弱化发现问题的能力。其次，既有学科知识基于其发展的成熟性，往往能以高度体系化、可操作的研究过程，支撑起特定区域国别研究中具体实证研究的开展。不过，也要避免走入学科知识主导区域国别研究的误区中去，区域国别研究尽管也强调提炼、概括和综合，但终究是对有限区域（国别）开展的精细化研究，对特定区域国别专门知识的长期跟踪和深度把握是其最为根本的比较优势所在。基于此，区域国别研究要坚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研究路径，避免放弃自己的优势，单方面地接纳主流学科知识中所谓“普适规律”主导，将自己套入到特定的学科门类之中。相反，区域国别的研究者要保持足够自信，以鲜明的批判意识看待学科体系下的理论知识。既使其“为我所用”，又能对其做出修正和补益，进而实现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知识的双向平衡。
（四）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特定区域（国别）专门知识的获得”部分，着重探究在特定区域国别研究中如何获取真实、精细、详实的专门知识。总的来讲，专门知识的获取有赖于研究者对特定研究对象进行长期深入的跟踪观察、持续研究。在此过程中，田野调查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通过中长期的田野调查，对研究对象国进行深度调研，研究者得以建立起可靠的信息获取渠道、人脉关系网络和学术交流机制，这对特定问题研究的成功都大有裨益。当然，涉及到区域国别研究中田野调查的具体研究方法，譬如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参与式研究、大数据调研等，也都是这一部分需要重点考虑的对象。
（五）在实践维度上，“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的制度保障、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部分拟从区域国别研究的机制性保障和人才培养模式入手，重点讨论三方面的问题：如何在制度层面上保证区域国别研究的资源供应和稳定发展？如何重构既有的学科布局，将分散在具体科系中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共同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如何科学合理地规划人才培养体系，实现本、硕、博阶段贯通，科学规划授课内容，促进我国新一代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成长？这三个问题又可以细化为诸如“交叉学科”门类之下“区域国别研究”一级学科的设立问题、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以实体形式还是以虚体形式设立问题、全国范围内不同层级高校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布局问题、从本科到博士阶段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问题、区域国别研究学术期刊的建设问题等等。总而言之，如何从实践维度上全方位保障区域国别研究的长期开展，是这一部分重点研究的内容，并从当前世界范围内主要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中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践中，挑选特定案例，在实践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力求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对于新时期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参 考 文 献
[1] 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任晓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
[2] 吴小安:《区域与国别之间》,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3] DavidL.Szanton,ed.,ThePoliticsofKnowledge:AreaStudiesandtheDisciplines,Oakland: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4.
[4] 在美国,这种研究通常被称为“areastudies”或“internationalandareastudies”｡
[5]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51页｡
[6] Gabriel A. Almond, “Area Studies and the Objectivit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Gabriel A. Almond, Ventures in Political Science: Narratives and Reflections,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7] Francis Fukuyama, “How Academia Failed the Nation: The Decline of Regional Studies,” http:/ / www. saisjhu. edu/ pub affairs/ publications/ saisphere/ winter04/ Fukuyama. html.
[8] Andrea Teti, “Bridging the Gap: IR, Middle East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ary Politics of the Area Studies Controvers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Issue 1, 2007, pp. 117 ~145.
[9] Amitav Achary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rea Studies: Towards a New Synthesis?” Institute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2006.
[10] 罗林､邵玉琢:《“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 6 期,第 79 ~88 页｡
[11] 罗林､邵玉琢:《“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 6 期,第 79 ~88 页｡
[12] 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0 期,第143 ~155 页｡
[13] 2021 年 11 月,华南师范大学挂牌成立了东帝汶研究中心｡ 其他如河北师范大学建立了秘鲁研究中心,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建立了捷克研究中心等,均属此列｡
[14] 张云:《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 年第 4 期,第 85~95 页｡
[15] 赵可金:《国别区域研究的内涵､争论与趋势》,《俄罗斯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21 ~145 页｡
[16] “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并发展重要讲话”,http://www. gov. cn/ xinwen/2018/08/27/ content_5316913. htm｡
文章来源：国际关系研究 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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