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界普遍认为，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国会中期大选中，民主党不仅将失去在众议院222席（共和党213席）的多数席位，而且很难确保在参议院50（民主党）对50（共和党）的微弱优势——副总统哈里斯在参议院的投票权可以打破平局。不久前，美国最高法院保守的大法官们推翻了“堕胎权”的判例，近来似乎又要推翻事关大学新生录取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尽管这些具有颠覆性的保守判决起到了为民主党催票的作用，但在目前通胀高居不下、经济疲态尽显的局势下，民主党很难逆转败局。毕竟在美国的选举中，经济是选民们最关心的议题。
如果民主党果真失去在国会的多数席位，拜登政府将提前跛脚。这样的局面是否会促使拜登政府改变其对华政策呢？换言之，共和党在中期国会大选获胜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笔者认为，总体影响是负面的。在对华强硬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唯一的战略共识的情况下，唯有保持对华强硬，跛脚的拜登政府才能维持一个最起码的施政空间。
首先，拜登政府的对华总体战略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确立的对华战略“竞争”框架。拜登上台不久，国务卿布林肯在其首场外交政策讲话中就提出了对华政策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原则。尽管在2021年6月的美国-欧盟峰会上，美国迫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搞对抗的压力，悄悄地拿掉了“对抗”，“对抗”这一提法从此在拜登政府的官方语言中消失，代之以更具可塑性的“系统性对手”（systemic rivalry）。但拜登政府针对中国的打压和围堵政策更加制度化、体系化和全面化。拜登执政以来，先后签署了一系列打压中国的法案，其中最具战略意义的是《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和《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这两项法案为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外交等多个领域全面打压中国奠定了法律基础。它们绝不会因为民主党在中期大选中的失势而有任何的动摇，反而会成为拜登政府在逆境中推动既定对华政策的法律保障。
其次，拜登政府强调美国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其世界第一的实力，更是植根于二战以来美国建立的联盟体系。因此，拜登政府不遗余力地要“重振联盟”，强化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体系成为拜登政府“竞赢”（out compete）中国的核心战略。为此，拜登政府着重在三个方面“拉帮结派”打压中国。其一，将美日澳印四方机制升级为四方峰会（Quad Summit）；其二，与英澳两国结成三边安全联盟（AUKUS），以图在对华“竞争”中牢牢掌控制海权；其三，推动北约进入“印太”，借俄乌冲突强化日澳韩等亚太盟国与北约的关系。即便拜登政府因中期大选失势而提前跛脚，也不会放松在国际上拉帮结派的努力，反而会更高地举起“民主联盟”大旗，一方面用“价值观”管控盟友，另一方面力图在国内政治中占据道德高地。
最后，拜登政府制定了成体系的对华政策。近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拜登政府完整阐述美国要“竞赢”中国的政策报告。这份报告从美国的全球视角出发，围绕着“投资、联盟、竞争”三个“要素”提出了在安全、经济、技术、国际机制等方面与中国进行“全领域竞争”的配套政策和措施；明确提出要在“增强自身力量”（投资）的基础上“加强联盟”一同与中国“竞争”。相较于特朗普的乱打王八拳，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具系统连贯性，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使得共和党即便在国会赢得多数，除了激发拜登政府对华更加强硬外，很难在具体对华政策上对拜登发难。
然而，尽管拜登政府在中期大选后或将对华保持更强硬的姿态，但毕竟难以改变中期大选中败北带来的“跛脚”效应。其结果，是在强硬姿态下的执行能力和力度大为减弱，愈发显得“力不从心”。
首先，赢得中期大选后，共和党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就是要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因此，在国会占有大多数的共和党必将在一切拜登政府可能获得成功的政策领域进行阻击；而社会的高度分裂和政治的极化，都将更加激化拜登政府和共和党之间以及民主党内部的“内斗”，这必将给拜登政府造成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政策掣肘和羁绊，从而降低了其政策执行的能力和力度。
其次，尽管美国的盟国不会因为民主党在中期大选中的失势而改变政治立场，但盟国将谨慎对待来自拜登政府的任何要求和建议。毕竟在美国政治极化的情况下，对一个提前跛脚并几乎无望赢得连任的总统的投资，都极有可能在白宫易主时变成负资产。事实上，近来德法等主要欧洲盟友对拜登政府的态度都发生了微妙但明显的变化：比如马克龙近期公开表示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法国将“不做回应”；而朔尔茨在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依然坚持带领顶级商业领袖访华。即便是日本，也开始了两面下注的动作。近来日本驻华大使馆高调为纪念中日邦交50周年“补课”（9月因安倍国葬而推迟），释放出积极信号。
最后，拜登政府要对华进行“全领域竞争”看似宏大成体系，但其实含有许多空想（wishful thinking）。首先，中国与美国都是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上深深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世界大国。毋庸讳言，美国在当今国际秩序中有着重大的、甚至是主导作用，但中国也是这个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始终是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美国一方面要加强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却要打压对这个国际秩序做出巨大贡献，并且积极维护这个秩序的中国，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第二，冷战时期美国掌控了整个西方市场。巨大的市场拥有量和对市场的影响力，是美国最终拖垮前苏联的关键。而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是世界市场重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失去了对市场绝对主导权的美国非但难以同中国“脱钩”，而且无法在市场层面落实《芯片法案》；而拜登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恰恰是因为缺失了“市场准入”条款而成为空壳。而且，美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国，这决定了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一制造大国从自己的经济、或一部分经济领域（如高科技）中完全分离出去的企图是不现实的。第三，美国与前苏联的对抗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但中国只是坚持自己发展的道路，并不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美国却坚持按照民主与非民主国家进行价值观划分。如此划分，即便是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友和伙伴”如土耳其、沙特甚至印度和新加坡都被划分在“民主阵营”之外，这使得拜登政府难以如其所愿地“振兴联盟”。
显然，将如此宏大的“全领域竞争”政策付诸实践，非但会引发美国与盟国的利益冲突，而且也必定会挑起美国国内各利益集团的争斗，进而加剧已经难以愈合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面对这样的局面，跛脚的拜登政府能够维持稳定殊为不易，更遑论有效实施。
一个对华态度趋强、力度却趋弱的美国显然不是中美关系的福音。毕竟，一个具有世界最强实力但却因内部的分裂和政治极化而导致政府跛脚的美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不是好消息。
原文：《临界全球事务观察》第 38 期主编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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