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近期巴以战争的罪魁祸首！
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哀悼死者，并担心那些现在失踪的人的消息时，很多人都无法抗拒寻找一个可以归咎的对象。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想要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哈马斯(Hamas)，其对以色列平民的可怕袭击的直接责任是毋庸置疑的。那些更同情巴勒斯坦事业的人认为这场悲剧是由于数十年的占领以及以色列对其巴勒斯坦居民的严酷和长期的待遇所导致的。
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责任应由多方承担，任何人如果认为一方完全无辜而另一方完全负责，那么这个人已经失去了公正的判断能力。
不可避免的是，争论哪一方更应承担责任会掩盖其他与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长时间冲突只是间接相关的重要原因。然而，即使在目前的危机中，我们也不应忽视这些其他因素，因为它们的影响可能在目前的战斗结束后仍然继续。
要开始追溯原因的起点是固有的随意性，但我会从1991年开始，当时美国成为中东事务中无可争议的外部大国，并开始试图构建符合其利益的地区秩序。
在这更广泛的背景下，至少有五个关键时刻或要素导致了过去两周的悲剧事件。
第一个时刻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及其之后：马德里和平会议。海湾战争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外交策略，消除了萨达姆·侯赛因对地区权力平衡所构成的威胁。随着苏联接近崩溃，美国现在牢牢掌握主导地位。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以及经验丰富的中东团队抓住了这一机会，在1991年10月召开了和平会议，与会者包括来自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埃及、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
尽管会议并没有产生具体的结果——更不用说最终的和平协议——但它为建立和平的地区秩序奠定了基础。人们很容易想象，如果布什在1992年再次当选，他的团队得以继续工作，可能会取得什么成果。
然而，马德里也存在一个命中注定的缺陷，它为未来的许多麻烦播下了种子。伊朗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并且在被排除之后，它响应地组织了一个“拒绝派”会议，并开始接触到以前忽视的巴勒斯坦团体——包括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如Trita Parsi在其书《Treacherous Alliance》中所述，“伊朗视自己为一个主要的地区大国，并期望在桌子上有一个位置”，因为马德里“不仅仅被视为一个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会议，而是被视为形成新的中东秩序的决定性时刻。”德黑兰对马德里的反应主要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它试图向美国和其他国家证明，如果不考虑其利益，它可以破坏他们创建新的地区秩序的努力。
正是如此，自杀式爆炸和其他极端暴力行为扰乱了奥斯陆协议的谈判过程，并削弱了以色列对谈判解决方案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和平仍然难以捉摸，而伊朗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哈马斯和伊朗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
第二个关键事件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和随后的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决定入侵伊拉克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只有间接关系，尽管复兴党的伊拉克曾多次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乔治·W·布什政府认为，推翻萨达姆会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提醒对手美国的力量，更广泛地打击恐怖主义，并为整个中东的民主化铺平道路。
然而，他们得到的是伊拉克的昂贵泥潭和伊朗战略地位的大幅提升。这一权力平衡的转变令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感到担忧，对伊朗的共同威胁的认知开始以重要的方式重塑区域关系，包括改变某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的担忧也鼓励伊朗追求潜在的核武器能力，导致其浓缩能力稳步增长和美国及联合国日益加强的制裁。
事后看来，第三个关键事件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放弃了与伊朗的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并采纳了“极限施压”政策。这一愚蠢的决定产生了几个不幸的后果：离开JCPOA使伊朗重新开始其核计划，并接近实际的武器能力；而最大压力运动导致伊朗攻击波斯湾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运输和设施，向美国展示其试图强迫或推翻他们的努力并非没有成本和风险。
正如现实主义理论预测的那样，对伊朗日益增长的威胁的认知鼓励了以色列和几个海湾国家之间安静但重要的安全合作形式。
第四个发展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特朗普决定离开JCPOA的逻辑延伸。这一系列双边协议将以色列与摩洛哥、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苏丹的关系正常化。批评者指出，这些协议几乎没有为和平事业做出什么贡献，因为参与的阿拉伯政府都不是积极敌对以色列的，也不能伤害它。还有人警告说，只要生活在以色列控制下的700万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尚未解决，地区和平仍将难以实现。
拜登政府沿袭了相同的路径。它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步骤阻止以色列日益偏右的政府支持极端定居者的暴力行动，这导致过去两年巴勒斯坦人死亡和流离失所的激增。在未能履行在竞选中的承诺即刻重新加入JCPOA后，拜登及其团队主要努力说服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正常化关系，作为回报可能会得到某种美国安全保证，甚至先进的核技术。
然而，这一努力与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关系不大，主要是为了防止沙特阿拉伯更加靠近中国。将对沙特的安全承诺与正常化关系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克服美国国会对与利雅得达成优惠协议的犹豫。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及其内阁一样，美国高级官员似乎认为，没有任何巴勒斯坦组织可以破坏或放慢这一过程，或重新引起对他们困境的关注。
不幸的是，这一传闻中的协议为哈马斯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显示这一假设是多么错误。承认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为哈马斯所做的和尤其是袭击的有意的残酷性辩护；这只是承认哈马斯的决定——尤其是其时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他关切驱动的地区发展的回应。
第五个因素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美国长期以来未能成功结束所谓的和平进程。自从奥斯陆协议以来，华盛顿一直垄断了和平进程的管理权（如名称所示，这是由于挪威的调解），多年来其各种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反复声明，美国——在所谓的单极时刻最为强大的国家——致力于实现两国方案，但现在这一结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遥远，甚至可能是不可能的。
这些背景元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未来的全球秩序性质还未确定，多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正在挑战美国数十年来时断时续地提倡的、并不总是遵循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伊朗和其他国家公开呼吁建立一个更多极化的秩序，权力更加均衡地分享。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美国不再充当所谓的不可或缺的大国的世界，一个期望其他国家遵循其规则，但当规则变得不方便时却保留违背它们的权利的大国。
对美国来说，我刚刚描述的五个事件及其对该地区的影响为修订主义立场提供了有力的论据（正如俄罗斯总统上周快速指出的那样）。他们可能会说：“只需看看中东。”美国已经独自管理这个地区超过三十年了，它的“领导”产生了什么？我们看到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和也门的毁灭性战争。黎巴嫩处于垂死挣扎之中，利比亚处于无政府状态，埃及正在向崩溃迈进。恐怖组织已经发生了变异，在几个大陆上散播了恐惧，而伊朗继续接近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没有安全，巴勒斯坦人既没有安全也没有正义。当你让华盛顿掌控一切时，这就是你得到的，我的朋友。无论他们的意图可能是什么，美国领导人已经多次向我们展示，他们缺乏产生积极结果的智慧和客观性，甚至对他们自己都是如此。”
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一位中国官员补充说：“我想指出，我们与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在那里唯一的核心利益是可靠地获取能源。因此，我们致力于保持该地区的安静和和平，这就是为什么去年我们帮助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了关系。难道不明显，如果美国在那里的角色减少而我们的角色增加，世界会受益吗？”
如果你认为这样的信息不会在跨大西洋社区的舒适范围之外产生共鸣，那么你就没有关注过。如果你也是那种认为应对崛起中的中国是首要任务的人，你可能会想反思一下美国过去的行为是如何导致当前危机的，以及过去的阴影将如何继续损害美国在未来世界的地位。
值得称赞的是，在过去的一周中，拜登及其外交政策团队一直在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即管理至少部分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危机。他们正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以限制损害，防止冲突蔓延，控制国内政治后果，并（祈祷）结束暴力。我们都应该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成功。
但正如我在一年多前指出的，该政府的外交政策团队最好被视为熟练的技工而非建筑师，在一个世界政治的制度架构日益成为问题并需要新的蓝图的时代。他们擅长使用美国的权力工具和政府的机器来解决短期问题，但他们仍困于一个过时的美国全球角色的视野，包括其如何处理其在中东的各个扈从国。很明显，他们严重误读了中东的走向，即使现在采取急救措施——即使这是带着活力和技能去做的——仍然无法治疗潜在的伤口。
如果拜登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当前的努力的最终结果仅仅是回到10月7日之前的现状，我担心世界其他地方会看着，摇摇头，表示惋惜和不赞成，并得出结论说，是时候采取不同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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