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是两个反差极大的国家。中国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璀璨文明，美国历史较短，还不到250年；中国人世世代代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生息、繁衍、发展，美国除了少数原住民外，是个移民国家，美国人不是新移民，就是老移民的后代。两个国家具有各自的特点，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近代中国与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中美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两国关系的状况对于东亚国际格局，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秩序都具有重要影响。
一
1784年，即美国赢得独立战争胜利的第二年，美国就向中国派来了独立后的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这是两国之间的最初接触。此次商业航行受到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当时的财政总监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亲自支持，美国的许多开国元勋对首航都很有兴趣。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从此以后，两国的状况和中美关系发生了许多改变，但美国对华政策追求的目标始终是：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信息和价值观的“自由流动”。
先说第一个“自由流动”。在列强对华不平等条约时期，美国同样享有对华的种种特权，但美国没有如沙俄那样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也没有如别的列强那样参与19世纪末在中国谋求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瓜分风潮。恰恰相反，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所担心的是自己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于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在1899年提出了门户开放照会，这个照会不是发给清政府的，而是发给相关列强的，要求它们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对美国商业开放门户。照会开始了美国与列强，尤其是与英国、日本竞争商业利益的新时期。由于英、日在中国捷足先登，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利益没有占据上风。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列强在中国的影响和利益或者大大削弱了，如英、法；或者几乎被驱逐了，如日、德；而美国在华的利益和影响却通过战争期间的结盟大大增强了，美国实业界急于把这种政治影响力转化为商业利益，急迫地与中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但中国内战再度爆发，3年后革命取得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中美商约》的适用范围也缩小到了台湾。
第二个“自由流动”不像第一个那么直接，在海约翰的照会中没有提到价值观的问题。但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美国人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是美国的“天定命运”。正如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说：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这种国家的使命感自然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对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予以保护写入了两国之间的条约。美国历史学家韩德（Michael Hunt）指出，一方面，美国不同政府对门户开放政策有不同的侧重，海约翰国务卿与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以及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把商业利益置于首位，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则把增进美国文化的影响力置于商业利益之上。另一方面，门户开放政策的支持集团不仅有商界，而且有美国外交官、美国的教会及其派出的在华传教士。传教士们从不讳言，他们的目的是要“基督教化”中国，也就是用美国价值观改造中国。但他们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抵抗，收效甚微。
二
中美关系不是孤立的，它是错综复杂的东亚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部分。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后，虽然没有一个大国公然表示反对，但它并没有消除大国之间的竞争。美国的主要对手是日本（在东北和华北）和英国（在长江流域），主要由于日本咄咄逼人地在东亚进行扩张，美日之间的竞争成了此后40多年影响东亚国际格局的重要因素。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把中国影响排除出朝鲜半岛，通过日俄战争大大削弱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美国无力抵制日本的凌厉攻势，只能对日本步步退让。在1905年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中，美方同意日本“建立对朝鲜的宗主权”，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在1908年的《罗脱—高平协定》中，美国实际认可了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张势力,而从海约翰1900年照会中提出的“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倒退。在1917年的《蓝辛—石井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尤其在与日本属地相接壤的部分享有特殊的利益”。这三个协定是美日在20世纪初在东北亚竞争的三个标志。美国从门户开放的立场步步后退，而日本则步步进逼。
但美国也在伺机反攻。在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联合欧洲列强迫使日本同意《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俗称《九国公约》），重申门户开放、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尤其是任何一国不得在中国任何特定区域内谋求有损他国权利的经济特权。会议期间，中、日双方代表在美、英等国斡旋下，通过会外交涉，达成《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中国得以向日本“赎回”胶济铁路，巴黎和会的遗留问题得到解决。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又以《蓝辛—石井协定》与《九国公约》精神不符为由，逼日本同意取消协定。华盛顿会议是美国组织欧洲列强向日本发起的反击，日本独力难当，只得隐忍。
《九国公约》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相对平稳，而国内先是军阀混战，接着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才有可能重新进行正常的对外交往。清政府丧失的国家利权，除了割地、赔款，最主要的是两项：经济上的关税自主权，政治上的领事裁判权。南京政府与列强关于收回利权的交涉先从收回关税自主权开始。经过数月谈判，中美双方于1928年7月签订条约，先前中国与列强条约中规定的中国进出口货物税率撤销作废，中国自1929年1月1日起得以恢复关税自主权。然后，国民政府在1928年8月至12月间先后与各国签订了关税新约。由于日本一再拖延，《中日关税新约》迟至1930年5月才勉强订立。收回关税自主权是中国朝着国家主权完整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意义不可低估。
《中美关税新约》订立后，国民政府立即与美国开始谈判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并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但这个过程被九一八事变所打断。
《九国公约》是加在日本头上的“紧箍咒”，日本一直在积蓄力量，窥测时机想破除它。1929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忙于应对，无暇他顾。日本感觉这是天赐良机，遂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西方列强反应软弱，美国和国联互相推诿，谁也不想挑头反对日本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行径。日本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完全撕毁了《九国公约》。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给中、日两国政府的一份同文照会中，表示美国政府不认可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或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可能有损美国条约权利的任何条约和协定，史称“不承认主义”或“史汀生主义”。
1933年就任总统的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发起了“新政”来应对大萧条，并收到成效。罗斯福也注意到日本对华侵略违反《九国公约》，但拯救美国资本主义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国内强烈的孤立主义对美国外交形成了严重的掣肘。1936年5月，中美通过艰难谈判达成了《中美货币协定》，美国承诺购买中国白银；中国保证币制独立，保证现金准备中的25%为白银，并扩大白银用途。这一协定的订立有助于中国避免一场行将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币制改革和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的稳定客观上具有积极作用。
30年代的前半期，尽管在亚欧两洲战争的阴云越聚越浓，但在美国仍然是和平主义、孤立主义当道，并接连出台三个《中立法》，对所有交战国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禁运。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苦撑待变，积极敦促美国对日禁运，对华援助，先后达成了中美桐油借款、华锡借款、钨砂借款，共计7000万美元；1941年达成平准基金借款和金属借款，各5000万美元。与此同时，罗斯福政府在中立法允许的范围内逐渐实行和扩大对日禁运，并于1940年1月废止了《美日商约》，这对日本获得扩大战争的资源是个沉重打击。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缔结同盟条约。罗斯福政府认为，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欧洲，西方文明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对于日本，美国仍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1941年3月美国出台了《租借法》，中国是租借援助的受援国之一，虽然所占份额很小。4月，罗斯福签署命令，同意美国军人辞职加入美国退伍空军军官陈纳德（Clair Lee Chennault）组织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俗称“飞虎队”）。8月1日，美国志愿航空队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空军的一个单位。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终于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1942年1月1日，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发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对华侵略打断了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利权的过程。1943年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即《中美新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内容相同的条约在重庆签字。美、英正式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及其他在华特权。
1943年11月下旬，美、中、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峰会。12月1日发表的开罗会议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宣言使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苏联8月8日加入）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
1943年10月底，中、美、英、苏四国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四国将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1944年9月、10月，中国代表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磋商联合国的组织草案。1945年春，中国与美、英、苏三国共同发起旧金山会议，50个国家的代表与会，制定了《联合国宪章》。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而且是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本部分所述的半个世纪是近代中国也是近代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中国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的国际角色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中国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从列强争夺的角力场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国，参与了战后世界秩序的缔造，中华民族开始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实现领土完整的愿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保证。
三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还在于，中国是一个处于革命之中的国家，除了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有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早在1941年2月，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在来华考察时就会晤了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居里在给总统的报告中提出，“既然中国实际上还是独裁统治，蒋介石本人就在我们的对外政策中占有首要的必不可少的地位”；居里同时相信，美国可以敦促中国实行改革，指导中国发展成一个民主的国家。美国决策者没有意识到，这两点是自相矛盾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容不得民主改革。
美国的政策是，抗战时期的扶蒋用共，抗战末期的扶蒋压共，解放战争时期的扶蒋反共。在二战时期赢得战争胜利是头等大事，罗斯福承认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力量，不支持国民党顽固派搞反共摩擦，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1944年8月，驻中缅印战场美军司令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司令部向延安派出了观察组。中国共产党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认为这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观察组成员、美国驻华使馆政治官员谢伟思（John Service）、戴维斯（John Davis）等撰写了大量报告，其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
罗斯福一直关注着国共关系，在开罗会议期间，就建议蒋介石与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美国对中国政治稳定的担心增加，希望国民党能进行一些改革，让出一些政府职位给共产党，共产党则放弃独立的武装，以此避免中国内战。1944年11月，美国派遣特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1945年12月又派遣特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两次调停的基本方案和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共产党不战而降，底线仍然是支持蒋介石。既然如此，调停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但马歇尔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了，他对蒋介石及其政权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
尽管如此，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仍然必须支持国民党。1948年美国出台了《援华法》，这4亿美元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最后输血。同时，美国也采取措施与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共产党与美方都在谨慎地避免发生直接冲突，基本情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往哪里打，美军就从那里撤走，如青岛、上海。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并决定，与美国建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指出新中国“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为新中国的外交指明了方向。
杜鲁门政府以傲慢态度对待中国新政权，还力图拼凑一个拒绝承认新中国的联合阵线。由于美国认定要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站在了中国革命的对立面，美国与新中国的对抗和隔绝乃是不可避免的。在美苏冷战已经全面开打、世界已经分裂成两大阵营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只能是“一边倒”。
四
文化交流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美两国的文化是异质的文化，但两者也是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美国的开国元勋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方面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既从西方哲学经典中学习法律和秩序，又从儒家学说中借鉴对道德和人性的理解，以寻求治理国家之道。在物质方面，早在北美独立之前，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就在北美市场广受欢迎。大至中国的农业技术和植物品种，小至制作肥皂、蜡烛，以及中国北方农民的取暖方式，美国人都感兴趣。中国的建筑，包括长城、大运河更获得高度赞扬。1771年，费城的一家杂志介绍北美成功引进中国的稻米、高粱和豌豆的情况。他们甚至幻想，“如果美国能有幸引进中国人的工业，中国人的生活技巧，他们对畜牧业的改善和本土的种植业，美国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像中国那样人丁兴旺的国家”。可见，当时美国把中国作为榜样。
留学美国是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一次成规模的派遣留学生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清政府为兴办“洋务”，在1872年至1875年间向美国派出了120名幼童，包括詹天佑、梁敦彦等。但由于守旧人士的反对，这些学生没有完成他们在美学习计划，而于1881年被召回。爱国诗人黄遵宪为此写下五言长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表达自己的深切遗憾和愤慨。尽管如此，归国留学生们仍然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庚款兴学掀起了又一次留美高潮。美国这样做，是要获得中国人在思想感情上对美国的好感。庚款兴学确实培养了一些亲美派，但留美学生中的大多数人是爱国的，并成为中国现代诸多科学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留学运动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科学技术交流。
美国文化影响中国的一个重要媒介是传教士。传教士的身份及他们从事的活动具有复杂性。美国传教士把他们在美国社会从事的种种活动，如创办学校、译介出版书籍、主办报刊、建立医院等移植到中国，把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带到了中国，这些文化教育活动既是他们试图影响中国社会的手段，也是他们顺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作出的明智选择。但他们毕竟是西方殖民势力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活动是受到中外不平等条约庇护的；这些活动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的影响也是复杂的，以致近代史上教案不断。因此对于传教士在华活动做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评价都是不恰当的。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对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医院、报刊等做了大量个案研究，学界在这方面的认识已经比以前丰富了许多。
五
中美关系中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即华工赴美和美国排华的问题。
近代中国对外移民有三个大的方向：下南洋、走西口、赴美洲。美国既然是个移民国家，中国移民去美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吃苦耐劳的华工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作出过非常积极的贡献，尤其是在修筑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这一世纪工程中，华工是主力。参加筑路的华工少时数千人，多时达3万多人。华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事繁重、危险的工作，不少人冻毙在建筑工地上。而太平洋铁路的建成使美国经济进入狂飙发展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也一直关注美国的铁路建设，马克思在1869年8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通往加利福尼亚的铁路建成了。但是这条铁路之所以能建成……是由于资产者输入了中国苦力来压低工资。”
1868年7月的中美《蒲安臣条约》鼓励两国人民的自由交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不得禁阻。在这个条约之前，在美华工是没有法律地位的。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又剥夺了华工的合法地位。只有这十几年间在美华工的社会地位才是两国条约确认的，这是这个条约的积极意义。
上述条约满足了美方对华工的需求。中央太平洋铁路完工后，华工有的去了东部，有的在中西部定居下来，但多数回到加州待业。铁路通车后，大量白种工人来到西海岸，而这时华人赴美移民也达到高峰。1873年美国又爆发了经济危机，加州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失业率飙升。白人种族主义势力为了转移本国工人的不满，把工人失业和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归咎于外来移民，特别是中国移民。《纽约时报》甚至危言耸听地警告说，西部各州正在变为“中国的殖民地”。华工因为种族、语言、生活习惯的隔阂，难以融入白人工人之中；又因为祖国贫弱，组织涣散，难以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加利福尼亚工人党”为首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华工进行骚扰、驱赶甚至杀害，反华暴行似瘟疫一般在西海岸蔓延。
1882年《排华法》停止华工入美10年，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均不得批准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此后《排华法》一再延长，1904年美国国会决定，《排华法》无限期有效，并禁止华工从夏威夷、菲律宾等美属岛屿来美洲大陆。中国各界民众对美国歧视和迫害华人忍无可忍，于1905年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清政府对美国排华曾多次提出抗议，历任驻美公使曾一再进行交涉，在美华工也进行了抗争，但收效甚微。1887年驻美公使张荫桓交涉石泉惨案，终于获得美方赔偿，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得到西方列强的赔款。
直到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结盟抗日，许多华裔和华人积极投入了反法西斯战争，国会才于1943年12月在罗斯福总统的敦促下废除了《排华法》。美国排华的历史表明，华工是“特别丑恶形式的种族歧视”（罗斯福语）的受害者，在美华裔和华人在半个世纪中被拒绝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由于国家羸弱，在与美国交往中没有平等地位，也无力保护海外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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