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第二个十年里，美国的全球霸权遭遇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同时美国国内的诸多制度性缺陷也进一步展露。美国霸权的走向及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变迁再次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
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美国霸权
20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在历经曲折后确立了其全球性霸权，成为第一个不以领土征服为基础，但又成功地实现了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拥有超强控制力的国家。具体而言，美国在军事、金融、资源、产业、思想和国际制度六个方面的控制力共同构成了其霸权根基。
第一，军事控制力。美国的军事控制力可以从三方面来衡量，包括军费开支的走向、全球军事存在的强弱以及与军事盟伴的关系。
第二，金融控制力。一方面，美国拥有全球金融中心，掌握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美元的中心地位使得美国具有操控全球货币体系的强大能力。
第三，产业控制力。它体现为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控制力，尤其是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控制力。
第四，资源控制力。美国通过产地控制、运输控制和价格控制，掌握着对能源、矿产和粮食等全球战略性资源的分配。
第五，思想控制力。它指美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对他国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第六，国际制度控制力。美国通过国际制度来加强对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进而维护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
二、分析美国霸权走向的三维框架
为分析美国霸权控制能力的走向，笔者提出了一种基于外交、融资和创新的三维模型。第一，外交能力（capability for diplomacy）。这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塑造国际制度的能力，即展开国际制度外交的能力。二是拓展国际市场的能力，这包括拓展商品消费市场和资源供给市场的能力。三是争取盟伴支持的能力。特朗普上台之后，大幅度退出国际制度，同时与盟伴的关系出现恶化，这是美国外交能力大幅衰落的重要标志。拜登上台之后，开始努力重振美国的外交能力，重新强化美国的两洋联盟关系。
第二，融资能力（capability for finance）。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主导的融资行为，主要体现为国家的财政能力，即税收和国债。二是市场主导的融资行为，主要体现为美国资本市场的价值高低。但是，霸权国也需高度警惕“金融诅咒”(finance curse)在本国滋生。
第三，创新能力（capability for innovation）。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技术创新的能力决定了霸权国的产业控制能力，同时还直接关涉霸权国的军工体系，进而影响霸权国对全球的军事控制能力。因此，霸权国家必须是技术创新的引领国。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影响。其中，融资能力是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而技术创新能力给融资能力提供重要的信誉和信心基础。同时，霸权国需要通过国内制度建设和国际外交活动，努力促成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的良性“化学反应”。
图为评估美国霸权的三维框架
三、霸权地位对于美国的意义
霸权地位对于美国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涨信心。美国是一个多元移民国家，始终面临着国民认同构建（nation-building）的巨大压力，而美国霸权地位是形成美国国民自豪感进而形成凝聚力的重要支柱。
其次，“薅羊毛”。美国依靠其霸权控制的六个支柱从全球汲取资源。一是通过军事控制力实施强制性军售，来增加美国的收益，也可以通过提供安全保护压榨盟友伙伴的资源。二是通过货币霸权地位获取大量的国际铸币税（seigniorage）。三是通过资源控制力薅资源稀缺者的羊毛。四是通过垄断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享受巨额的超额利润。五是通过思想控制力收割世界人才资源。六是通过国际制度控制力，使国际制度管理下的国际公共产品分配更有利于美国。
再次，能犯错。美国曾经在历史上犯下多次重大的战略性错误，但霸权国家具有比普通国家更多的资源，这使得霸权国家具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犯错的成本。
总之，全球霸权地位对于美国的国运至关重要。面对任何潜在的霸权威胁，美国都会动用各种资源和权力工具来对威胁者进行打压。
四、中美战略竞争与美国的霸权护持
2018年初，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全面拉开了新一轮大国战略竞争的帷幕。美国因此展开了一系列霸权护持行动，对华发动三场“经济战争”，意图阻遏中国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
首先，关税战。美国通过抬高中低端产品对美准入壁垒，削弱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同时联合盟伴发起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挤压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
其次，技术战。一是通过直接的技术出口管制对华进行技术打压；二是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并购高筑壁垒。
再次，金融战。一是通过制度改革对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融资制造障碍；二是通过行政命令直接阻碍美国资本对中国相关企业的投资。
根据美国霸权的三维分析框架，中美战略竞争将主要在外交、资本和技术三个空间展开。在外交空间，中美将围绕争夺国际制度主导权、拓展市场规模和捍卫资源供给安全三个方面展开竞争。在资本空间，中美战略竞争主要涉及对资本的募集能力以及利用能力。近年来，美国的政治体制及政党斗争的极化削弱了其税收能力；中国从国内社会汲取财富的能力相对比较强，但其缺乏在国际市场大规模募集海外资金的能力。在技术空间，美国在技术创新领域仍处于引领地位，但由于大量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的衰落，其在技术应用和技术产业化上遭遇了负面冲击。相比之下，尽管中国在基础科学、人才引进等方面尚有不足，但其强大的国内产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生态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强大依托。
从总体来看，美国的全球霸权很难再呈现20世纪90年代的巅峰时刻。尽管如此，霸权国正在采取一系列霸权护持行动，新兴崛起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崛起困境和崛起压力。未来的国际秩序将长期陷入一种相对动荡和不安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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