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8期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特邀专家林毅夫表示,当前市场上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即“国进民退”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
他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上升以及国企贷款占比上升,是中国经济增长因为外力冲击放缓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仍可维持5%甚至更高的增长,仍然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率贡献最大的国家。
林毅夫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比将近100%。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发展非常快,占比从“基本没有”到2008年提高到将近75%。产权理论者认为,民营企业效率高,国有企业效率低,因此,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因于“国退民进”。
2008年以后尤其是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伴随着国有经济比重上升、民营经济比重下降,产权理论者认为,民营经济占比下滑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民营经济占比下降是因为受到了政策的压制——因为中央提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同时,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在整个银行贷款的占比也在不断下滑,这使得产权理论者更加相信,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是政府的政策导向造成的。
林毅夫说,这些观点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从数据指标来看也能获得支持。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上升以及国企贷款比重上升(或者说民营企业占比下滑),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他解释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主要经济体增长普遍放缓,绝大部分的发达经济体至今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国际贸易增速比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得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的出口部门,也就是民营企业的优势所在,这又进一步影响到了就业、消费和企业的投资意愿。
“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当然必须采取一些逆周期的措施去做一些启动投资、稳定经济的作用。”林毅夫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2008年的4万亿政策,在大规模的政府投入下,我国高速公路里程从2008年的6万公里增加到2012年的9万公里,到2022年增加到17.7万公里;高速铁路里程从2008年的1000多公里提高到现在的超过45000公里,占全世界的70%以上。此外,4G、5G等基础通信设施也是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
“这些大的项目当然是国有企业做,而且又是关系到基础设施,更是会由国有企业来做,国有企业做这些项目当然要跟银行贷款,所以(国有企业)银行贷款(占比)增长。这基本上都是因为经济下滑,民营企业受到影响,然后(政府)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所做的措施。”林毅夫说。
他强调,这些措施也利好民营企业。“如果政府不去做这些逆周期的措施,那民营企业的比重就会高一点,这一点是没错的。但是,可能民营企业会比现在更难过,原因是做这些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等等,那都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生产的部门,给民营企业创造了需求。”
“我们要把这个澄清,我们的政策同样还是‘两个毫不动摇’,既要毫不动摇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发改委设了一个民营企业局,来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来支持我们国家对民营企业支持的政策,在这一点上我想对恢复民营企业的信心有帮助。”他说。
林毅夫指出,就今年而言,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乏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美国经济2024年增长2.1%,欧元区和日本分别长0.9%。
“在这种状况下,我想今年的外部环境、出口环境同样会不好,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和就业也会受到抑制。”他说,因此,无论是恢复民企信心还是针对整个外部经济的下滑,我们仍要继续采取一些逆周期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从而实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5%左右的增长目标。
他还指出,中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人多的优势”、“有大国市场的优势”、“有产业配套齐全的优势”。“另外,我们85%还是传统产业,还有后来者优势,并且我们有非常好的通信基础设施,有很好的数字经济基础,还可以进行数字化改造。这样的话,产业技术升级的空间就非常大。”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整个国际经济都处于下滑周期、疲软周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维持5%甚至更高的增长……中国还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机会最多的国家。”林毅夫说。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