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政治是理解美国政治的重要视角。相较于中老年人，美国年轻一代（即千禧一代、Z世代和Alpha一代）的政治观点与对华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娄宇昂撰文认为，年轻一代美国人对中国有着更积极的看法，对中国的实力有客观的认知并更愿意参与到中美交流之中，并且相对能够客观、全面、公正看待中美关系。随着这一代年轻人成为选民的主体，未来成为负责对华决策的官员，中美关系有可能将迎来积极的变化。
本文原载于《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代际政治是理解美国政治的重要视角。20世纪以来，不同代际之间美国人的政治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相较于中老年人，美国年轻一代（即千禧一代、Z世代和Alpha一代）的政治观点与对华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政治议题上，他们更加关注自由主义议题。在政党倾向上，他们也更加亲民主党。美国年轻一代有着高昂的参政热情，年轻的选民在选举中很积极，一些年轻的政客已经进入了国会和政府。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年轻人是一股积极的变革性力量。年轻一代美国人对中国有着更积极的看法，对中国的实力有客观的认知并更愿意参与到中美交流之中，并且相对能够客观、全面、公正看待中美关系。随着这一代年轻人成为选民的主体，未来成为负责对华决策的官员，中美关系有可能将迎来积极的变化。但是，年轻人的认知并未定型，美国年轻人的对华态度在未来也存在着变数。
【关键词】代际政治；美国年轻人；中美关系；对华认知
代际政治是观察美国的重要视角，不同代际美国人的价值观与政治立场会有较大差异。当前美国人口可以分为六层代际，分别是在1928年至1945年的“沉默的一代”（Silent Generation）、1946年至1964年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1965年至1980年的“X世代”（Generation X）、1981年至1995年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1996年到2009年的“Z世代”（Generation Z）。2010年以后出生的美国人被称作“Alpha一代”（Generation Alpha），他们目前尚未成年，还无法直接影响美国的政治事务。年轻一代是一个相对的、变动的概念，但通常而言，“千禧一代”“Z世代”“Alpha一代”均可以被视为当前的年轻一代。对于身居高位的官员而言，这一概念可放宽至“X世代”。
美国年轻一代的客观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代美国人的种族结构、地理分布发生了变化，并且有更多的美国年轻人属于移民或第二代移民。年轻一代的主观见解也发生了改变，当前美国年轻人是身份政治平等、堕胎权、反持枪权、应对气候变化等自由主义议题的主要推动者，是新兴议题的主要倡议者，是美国系统性变革的潜在塑造者。年轻一代美国人也是中美关系的新机遇，因为他们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视角相对更加客观、全面、公正。总体而言，年轻一代美国人对华的态度更加友好，对中国的实力有着更全面的认知并更愿意参与中美之间的交往。但是美国年轻人的认知可能存在反复性，这一问题是值得持续关注的。
一、美国人口代际变化情况
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引发选民结构的调整。当前，1981年以后出生的美国人成为多数派。年轻一代人口的增加使年轻一代选民在选举中的影响力也超过老年人。在2019年，“千禧一代”、“Z世代”及更年轻一代的总人数为1.66亿，占比已经超过了其他年龄段的总和。
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选民结构的调整影响了2020年的大选。2020年美国大选是许多“Z世代”选民首次参加选举投票。这一年已有近10%的美国选民为“Z世代”成员，而2016年这一比例仅为4%。
当前，美国人口代际变化具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美国年轻人内部的少数族裔数量在增加；第二，美国年轻人在各州的分布存在不同；第三，年轻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在增加。
首先，美国年轻一代人口逐渐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客观来讲，少数族裔的生育热情比传统意义上的白人（非西班牙裔和非拉美裔）要更高，少数族裔中的年轻人比例会更高。1981年之后出生的美国人比他们之前的一代在种族上更加多样化，少数族裔的人口数量与白人的数量基本持平。而在少数族裔内部，西班牙裔与拉美裔的人口在激增。2022年，西班牙裔与拉美裔人口已经占据美国总人口的19.1%。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的话，美国传统白人的主体地位将会在21世纪中叶时被改变。在少数族裔构成方面，美国年轻一代的少数族裔比例非常高。其中，“Z世代”的少数族裔占比很高，而“Z 世代” 中白人（非西班牙裔和非拉美裔）的占比仅为51.4%。更加多元的族裔构成，使年轻一代并不完全认可美国白人主流的政治文化传统。
其次，美国年轻一代人口的地理分布发生了重要变化。年轻人在不同州的占比大不相同。2024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高龄州”如缅因州，其平均年龄已达到了44.8岁，新罕布什尔州达到了43岁。一些“低龄州”如犹他州则为31.2岁，得克萨斯州为35.1岁，加利福尼亚州为37岁。良好的教育机会与就业岗位能吸引州际的年轻移民，拥有高水平大学以及良好就业前景的州的年轻化程度更高，这些年龄结构更加年轻的州将会在未来的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最后，移民对美国人口的增长贡献很大。美国的自然生育率在降低，从1990年到2019年，美国20—24岁妇女的生育率下降了近43%。与此同时，美国对移民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年轻的移民深刻改变了美国的人口增长方式。一方面，美国政府更倾向于给年轻移民正式国籍，因为年轻移民可以直接满足美国对劳动力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种种经济与社会因素，获得美国国籍的第一代移民往往有着更高的生育意愿。在2022年，约有1760万美国18岁以下儿童与至少一名移民父母生活在一起。有50%的18—29岁年轻人都认同移民改变了美国的文化。这些移民与移民的后代更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在政党偏好上更加倾向支持民主党。
在美国人口发生重要代际转变的背景下，美国人总体的政治观点和对华认知也在发生改变。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普通选民可以用选票来表达利益诉求，而一些年轻的政治人物则已直接参与政治。
二、美国人口代际变化的政治倾向特点
对于每一代的美国年轻人而言，他们所面临的时代的主要特征与主要矛盾是不同的，因此每一代年轻人都有其独特的政治倾向。当前，美国年轻人更关注身份政治、枪支控制、堕胎权以及气候治理等自由主义议题，也同样关注着数字治理和学生债务等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对美国政府与政治的信任度在下降，他们支持全面系统的改革。
（一）美国年轻一代的党派倾向
在政治倾向上，美国年轻一代明显偏向民主党倡导的自由主义而非共和党倡导的保守主义，因而在选举中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人。在2020年大选中，越年轻的选民越倾向于支持拜登，有60%的18—29岁年轻人投票支持拜登。年轻人是支持拜登击败特朗普的关键选民群体。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有68%的18—29岁的选民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国会候选人。年轻人与民主党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由于年轻选民群体在民主党支持者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民主党也在2020年以后更加坚定地推行左翼政治议程，以巩固年轻选民的支持。
美国人口代际变化的党派倾向将长期维持。首先，美国的选民结构发生了变化，新一代选民的种族多样化趋势日益显现。亚裔、西班牙裔、非洲裔选民这些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的比例增加，白人选民的主体地位受到了挑 战。其次，在白人选民内部，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年轻选民的数量增加很快。美国大学普遍是亲自由主义的，这类白人选民往往会更加支持民主党。最后，由于民主党相较于共和党是亲移民的，而共和党则是通过反移民来谋求支持。可以预见的是，新获得美国国籍的移民群体及其后代在情感上将会展现出更强的亲民主党倾向。
从人口代际变化的视角来看，共和党的政治优势在现在，而民主党的政治优势在未来。2023年3月，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共和党人克里斯·苏努努（Chris Sununu）曾对共和党发出警告：“如果共和党人不了解美国现在的代际更迭，将会给共和党带来灾难性后果。”保守主义的政策能应对一些当前的问题，这使得特朗普和许多共和党政治家都能在选举中仍然占据一定的优势，但从人口代际变化趋势来看，这种优势是不可持续的。年轻一代的美国选民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共和党的保守政策并不能赢得年轻一代选民的支持。统计数据也显示，在保守家庭长大的美国年轻人，并不总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而在自由派家庭长大的人中，有更高比例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
（二）年轻一代对美国政治议题的重塑
1. 强化对自由主义议题的关注
美国年轻一代积极支持民主党倡导的议题，对共和党倡导的议题兴趣不大。
在身份政治议题上，美国年轻一代更重视族裔、性别间的平等。不同于美国当前的自由派式的“政治正确”，族裔平等已经成为关乎美国年轻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这一代的美国人希望对系统性种族主义推动切实的变革。美国年轻一代对性别的态度也更加开放，有更高比例的年轻人对多元的性别持包容态度，并支持LGBTQ+（“性少数者”）群体的权利。这种对身份政治重视的根源在于美国社会不平等趋势越发严重，也在于美国年轻人的构成变得更加多元。在乔治·弗洛伊德案发生后，美国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许多年轻美国人都参与了“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并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用选票向特朗普表达了愤怒。
在枪支控制议题上，美国年轻一代倾向于实施更加严格的枪支管理措施。哈佛大学的民调显示，74%的14岁至30岁年轻人都在担心枪支暴力问题。
他们希望进行更加严格的背景审查，确保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无法获得枪支；提高枪支购买的年龄，减少青少年的持枪比例；加强枪支登记以及安全培训，对持枪人员进行更严格的监督等。美国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年轻人总是反应最为强烈的群体。2018年2月，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发生后，美国爆发了由年轻人主导的“为我们的生命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活动，以抗议美国现行的枪支管理政策，有超过20万的美国年轻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与了此次游行抗议。
在堕胎权议题上，美国年轻一代大力支持女性应当享有自由堕胎权。美国宗教氛围浓厚区的人更倾向反对堕胎权，天主教和新教徒对堕胎普遍持反对立场，其中又属福音教徒的立场最为强硬。但是美国年轻人生活氛围更加“非宗教化”，自由宽松的成长环境使他们更倾向于从世俗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绝大部分的18—29岁美国年轻人都认为堕胎是合法的，他们把这一权利视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体现，并认为这一权利不容被过度干预。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后，年轻人的反应最为强烈，有69%的18—29岁美国年轻人都反对这一判决。
在气候治理议题上，美国年轻一代对气候危机的认知更敏感。美国年轻人对气候变化的现状以及美国中老年一代的不作为很不满，他们积极参与环保组织，并常常参与抗议活动来表达对气候变化的关切。2022年的数据显示，只有11%的18—29岁美国年轻人完全不关心气候变化。政治人物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态度也成为年轻选民是否会投票给他们的关键因素。美国年轻人更相信民主党人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只有很小部分年轻人认同共和党在气候领域的自由放任政策。
2. 设置新的议题
美国年轻一代呼吁社会加强对数字的监管。随着年龄段的更替，美国人的平均上网时间在增加，上网方式也愈加多样化。美国年轻一代属于“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他们自出生之日起就一直享受着第三次工业革 命的成果。在当今的数字时代，美国年轻一代把网络生活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更加关注数字隐私问题。数字是新兴科技发展的源动力，但年轻人对美国科技巨头随意收集个人信息的做法很不满，他们普遍认为自身无力保护隐私。因此，美国年轻人希望政府出台法规加强对个人数据的保护。
美国年轻一代希望政府进行学生债务减免。新一代年轻人是美国学历水平最高的群体，但同时普遍经历学生债务问题。美国的高等教育费用一直处于涨势，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年轻人普遍背负着学生债务。美国的年 轻人希望在这个领域进行改革，他们不相信企业或个人能够解决问题，而是寄希望于政府直接采取措施降低美国高等教育的费用，如提高奖学金、减免学费等措施。哈佛大学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5%的18—29岁美国年 轻人支持政府对学生贷款问题采取行动。
3. 推动美国政治的全面改革
美国年轻一代不满足于政治上的“修修补补”，而是希望对美国政府与政治进行彻底的改革。在国内政策上，美国的年轻人对于政治人物和政治机构都存在不信任。民调数据显示，18—29岁的美国年轻人对美国总统、最高法院、国会、媒体、华尔街资本集团、军方的信任程度均有所减弱。他们对总统、最高法院和国会支持态度的下降尤为明显，他们对于总统的信任下降了60%，对最高法院和国会的信任度分别下降了55%和34%。
美国年轻人感到与美国政治人物间的隔阂感在增加，他们往往呼吁更多的政治变革。在立法领域，他们普遍支持对国会议员的年龄以及任期进行限制，防止高龄议员长期执政，并借此打击国会中的“裙带关系”。2022年的民 调数据显示，70%的18—29岁的美国年轻人认为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性不足。在行政领域，有更多的美国年轻人希望改革美国的“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使获得民选选票更多的候选人能够胜出。改革“选举人 团”制度在美国社会取得了很广泛的共识，而美国年轻人对此的改革愿望更强烈。美国年轻人也支持司法制度的改革。据2023年的皮尤民调数据显示，58%的30岁以下的成年人赞成增加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
（三）美国年轻一代有着高昂的参政热情
美国年轻一代的参政热情正在快速上升，其是当前美国最“不沉默的一代”。他们对美国政治的运行存在不满，并有着推动变革的激情。
50%的18—29岁美国年轻人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参与投票，参加 2020 年总统大选的年轻人比2016年增加11%。年轻选民对美国内政议题的关注高于对外政策，因此其参政热情主要聚焦于推动美国国内社会性议题的改革，而非对外政策。《战斗：Z 世代如何引导他们的恐惧和热情来拯救美国》（Fight: How Gen Z Is Channeling Their Fear and Passion to Save America ）一书的作者约翰·德拉·沃尔普 (John Della Volpe) 分析称：“美国的每一场重大政治斗争都有'Z 世代'参与其中。这一代人的热情和紧迫感是我20年来从未见过的，他们希望他们选出的官员和候选人也能表现出同样的热情和紧迫感。”
在国会的政治影响力方面，尽管“婴儿潮一代”在国会中占主体，但 1981年以后出生的年轻议员数量近几年正快速增加，总数超过30人。2022年中期选举后，1997年出生的麦克斯韦尔·A.弗罗斯特（Maxwell Alejandro Frost）成为美国国会首位“Z 世代”议员。目前参议院中，最年轻的议员是出生于1987年的乔恩·奥 索 夫（Jonathan Ossoff）， 他当选参议员时年仅35岁。美国国会中的年轻议员正不断涌现，美国第118届国会中有 53 名 “80 后”议员，占比已接近10%。根据美国宪法规定，众议院的参选年龄为25岁，而参议院则须达到30岁。由于议员选举年龄的限制，这些议员主要分布在众议院，参议院中“80后”议员较少。部分年轻议员通过紧跟党内领导层获得意外提拔和重用。如1984年出生的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主席埃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通过积极拥护特朗普，在众议院得到快速提升，进入共和党核心决策圈。在2024年的国会选举后，参众两院议员的年轻化程度将会进一步凸显。
在白宫的政治影响力方面，拜登政府吸纳较多年轻人进入白宫，在国内外政策的重要决策岗位担任要职。例如，拜登提名了1989年出生的莉娜·可 汗 (Lina Khan) 担任美国最重要的反垄断监管机构联邦贸易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ttee）的主席，这对美国大企业和华尔街的影响极大。在对华政策方面，拜登任命“80后”中国问题专家杜如松（Rush Doshi）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1989年出生的朱利安 · 葛维茨（Julia Gewirtz）也曾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主任，后调入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华事务。
三、美国人口代际变化背景下的对华认知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美国年轻一代有着更积极的对华认知，他们对于中国有着更积极的态度，对中国的实力有更客观的认知，并且更愿意参与中美交往。随着美国人口代际的变化，青年将会进一步深度参与美国的对华决策，中美之间的未来前景更加光明。
（一）对华认知的代际情况
1. 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有着更积极的看法
在整体的对华认知方面，美国年轻一代明显比老年人更加积极、正面，对中国的态度也更加友好。根据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3年的民调，对中国有负面认知的美国18—29岁年轻人要比平均值低11%《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23年的报道显示，相较于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45 岁以下的美国人更少将中国视为对手，这个数据少了整整两倍。纵向而言，美国年轻一代将在整体上对华更加友好。
年轻一代政治精英已大量涌现，美国政治高层出现了代际转换。这些政治精英对中国有着更积极的态度，他们能看到中美合作的价值。年轻的政治精英如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旧金山市市长伦敦·布里德（London Breed）等人发表了大量主张提升中美关系、鼓励中美合作、欢迎中国对美投资的积极言论。加文·纽森的行为最能代表民主党理性派，他切实推动了中美之间的气候合作，还在2023年10月访华期间试驾了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他也被视为是2028年总统大选中的热门人选。
2. 美国年轻人更能够承认中国的客观地位
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客观地位有着更切身的感知，他们没有对中国的“优越感”。美国中老年群体对中国实力的认知没有年轻人理性，因为美国中老年人曾完整经历过后冷战时期美国独步天下的“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过度自信，使得他们会把中国看成文化上的“他者”（The Other），不愿意承认中国当今的客观实力。美国年轻人的历史认知则不一样，他们一直切身见证着中国的发展。尽管美国年轻人对美国自身也有着很充足的信心，但他们相信中国要比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要强大。
美国年轻人能够用新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能够承认中国在经济与科技上的强大。有更多美国年轻人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不大，甚至有43%的“千禧一代”将中国视为更强大的经济力量。从华为及其5G技术TikTok 再到现如今的新能源汽车，涉华科技议题一直是美国年轻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TikTok 在美国年轻用户中的使用率增长显著。2024年的数据显示，美国18—29岁人群中有62%的人都曾使用过TikTok，这个数据远远高于30—39岁的人群，他们使用TikTok的比例有39%。TikTok已经深入融入到了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而年轻一代对美国国会、联邦政府通过的TikTok禁令非常不满。
3. 美国年轻人对中美交流更有兴趣
美国年轻人对中美之间的科研与教育合作有着更积极的态度。中美之间的交流有助于美国年轻一代产生正确的认知。尽管这种认知并不一定会马上转化为美国的法律与政策，但正确的认知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依旧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赴美留学生占美国外国留学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许多美国尖端大学都设有与中国的联合培养项目，美国也曾是中国第二大海外学生来源国。越年轻的美国人，对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越有开放的心态。“婴儿潮一代” 的美国人往往倾向于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数量，“X 世代”对这个问题则没有明显倾向性，而“千禧一代”则更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这种趋势在未来会进一步强化。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 · 伯恩斯 (Nicholas Burns) 也承认，美国不能让下一代美国学生不了解中国，不说普通话。否则，美国将会在20年到30年后受到影响。美国需要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中国，美国需要招募中国问题专家。
中美人文交流也使得不少美国年轻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熟悉中国文化，并能够熟练使用中文。譬如，杜如松曾通过富布赖特学者计划到云南大学进行访学。葛维茨虽然没在中国访学过，但曾在阿里巴巴中国香港分部和《财经》杂志做过实习生。韩美妮（Melanie Hart）也曾在《财经》杂志担任实习生，并曾在外交学院学习中文。目前韩美妮任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何塞·费尔南德斯（Jose Fernandez）的中国政策协调员（China PolicyCoordinator）。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对于美国内阁级官员也能产生影响，在拜登政府中担任贸易代表的戴琪（Katherine Tai）， 曾在1996年到1998年中以雅礼协会讲师的身份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师。而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财长的蒂莫西·盖特纳 (Timothy Geithner)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本科时曾于1981年作为中美建 交之后第二批来华交流的学生之一，来到北大进行过为期8周的中文学习。
（二）对华认知的特点
1. 更加客观
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实力有着更客观的认识。美国老年人的价值观则更多受西方传统媒体影响，对华有着较深的意识形态偏见。年轻一代主要通过TikTok、YouTube、Facebook等网络平台获取涉华信息，对美国政要抹黑、歪曲中国的内容并不盲目迷信。年轻一代美国人是在信息时代成长的，他们有着较强的全球视野，因此对于国际问题有着更多的理解与认识。美国年轻人通常对政治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自2015年来，他们对联合国的信任态度却有了提升。美国年轻人内部的文化多样性本身就在增加，他们更能够尊重文化多元性与文明多样性。他们对美国文明中心论和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并不热情，甚至多抱有批评态度。美国年轻人对于美国传统外交方式存有质疑，对其外交叙事逻辑也存质疑，他们的思维范式发生了变化。
从切身体会出发，美国年轻人很清楚“华盛顿”和“华尔街”才是美国治理问题的根源，因此他们对抹黑、歪曲中国的言论并不盲目迷信。美国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丧失了大量财富，美国随后爆发了“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这给美国年轻一代造成了很深刻的心理创伤。在美国年轻人成长经历中，阿片类药物与枪支暴力又长期在美国泛滥，自杀率和患抑郁 症率在美国年轻人中高居不下。美国年轻一代 的成长历史使他们能够意识到，美国国内治理的失败是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的关键因素，把美国的问题都归咎于中国不仅是错误的，也无助于解决美国国内治理问题。
2. 视角宽广
美国年轻人持更加开放的观点，支持与中国进行人文交流。这些年轻人出生于全球化的时期，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国家间合作也成为主流的趋势。他们不像经历过冷战的中老年美国人一样，他们不再单纯使用战略与安全的视角看待中国，而是兼顾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低政治议题”。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一种综合性力量的崛起，不能再用狭隘的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
美国年轻人不仅关注中美竞争问题，也关注中美合作问题，认为中国能积极响应美国年轻人的诉求和关切。例如，芬太尼是影响美国年轻人健康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芬太尼治理上，中美双方通过多个合作机制，取得了积极 的成果。中国加强了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监管，阻断了美洲的贩毒集团获取原材料。气候变化是美国年轻人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在气候治理上，认同中国通过推动绿色能源技术的更新迭代促进更好应对气候变化的做法。美国年轻人关注的议题发生了变化，中国恰好能够响应美国年轻人的关切，因此美国年轻人对中美合作变得更为重视。
3. 存在波动
美国年轻一代对华的认知仍然存在波动性。因为这一代年轻人对于中国的认知还处于萌芽期，并且他们也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他们大部分还在学校读书或刚从学校毕业，虽没有完全被中老年美国政治精英对华敌视态度所“同化”，但在对华认知方面依然具有很强的可塑性。美国政府经常利用“中国威胁论” 来规避自身治理的无能， 一些年轻人受到了这种叙事的影响。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冠疫情的暴发，美国政客、媒体大幅抹黑中国的形象，这使得中国在美国年轻人心目中的形象有所降低。
年轻一代美国精英进入美国政府机构参与决策以后，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倾向比老一 代更加理性和包容，但由于美国政治制度的约束，其在对华态度上依然有可能朝强硬方面转变。葛维茨的情况可以很好证明美国政治体制对于年轻人观点的异化，葛维茨曾于2017年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刊文公开表示，美国的“千禧一代”不相信美国高层的反华宣传，不相信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因为“千禧一代”通过亲自来华参观交流，感受到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因此而对中国产生好感。但在葛维茨真正进入白宫国安会负责对华事务后，他的涉华言论就开始趋向强硬了。由于美国政治的因素，美国的年轻政客与年轻公民之间存在着对华认知的脱节。美国国会的年轻一代议员，尤其是共和党议员，由于受特朗普和共和党鹰派元老议员的反华态度影响，在对华政策方面都比较强硬。如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主席埃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2023年在国会提出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法案。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中，1985年出生的维维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也对中国提出非常强硬的立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政客经常使用涉华议题作为谋取其政治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年轻一代政治家对华认知并没有 定型。
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其客观的规律，两国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调整，而美国年轻人的对华态度仍存在波动可能。美国的政客会炒作“中国威胁论”，这可能会影响年轻一代尚不成熟的认知。美国的政治会同化年轻的政客，使他们的对华态度趋向消极化。
（三）小结
美国年轻一代在选民数量上已经占据主体，但“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政客在美国政治中尚未掌握真正的决策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对中国相对友好，更有兴趣与中国交流的年轻人终将进入美国未来的决策核心，从而有望把更加客观理性务实的态度带到 对华政策制定中。在2022年的美国州议会选举中，共有261名“Z世代”参选，其中有73人胜选。未来，这些“Z世代”州议员将会逐渐上升为联邦参议员、州长、部长乃至总统。届时，他们在年轻时所形成的对华友好认知，将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不可估量 的积极意义。
应通过加强与美国年轻一代的交流，促使他们形成对中国更加客观理性的认识。首先，美国年轻人总体对华相对更加正面的认知是扩大中美交流的新机遇。但应注意叙事的调整，避免美国年轻一代对中国经济与科技实力产生焦虑情绪。其次，应注意区分清楚美国年轻一代政治人物与普通公民。美国政治体系中年轻一代政治人物的对华态度没有普通年轻人积极，但这些政治人物并不能代表美国年轻人，美国年轻人对美国政治本就有着普遍的不满情绪。美国的政治氛围会使中美关系产生波动，但美国年轻人有着对华更加友好的总体趋势。最后，在中美关系叙事中应注意呼应美国年轻人的话题。美国年轻人的自由主义倾向较强，他们对气候、数字等国际治理问题有很强的兴趣。全球治理在中美关系中具有成为一个更坚实支柱的潜力，推动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对话与合作能够赢得更多美国年轻一代的支持。
四、结语
代际更替意味着美国内政主要议题的更替，也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带来重要影响。当代美国年轻人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对民主党的认同将成为改变美国政治的巨大力量，他们将会为美国政治注入新的活力，并重塑美国政治中的核心议题。美国年轻人的积极态度将是中美关系未来的机遇。美国年轻人更能够用客观、全面、公正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美国未来将更能够全面看待中国的地位并以理性务实态度同中国进行合作。但美国年轻人认知并没有定型，其可能在未来发生改变，因此要顺势而为，在中美关系叙事中加强对美国年轻一代关切的呼应，通过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未来5年邀请5万美国青年到中国访问学习的倡议，积极推动中美青年交流，使美国青年一代形成更加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为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来源：当代中国与世界 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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