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i导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政系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中国非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摩洛哥皇家学院外籍院士李安山教授撰写回忆录，回顾了其从大学时代到攻读研究生，再到北大亚非所执教的丰富经历，展现了其在非洲史研究领域的成长历程。
李安山教授通过回顾个人经历，表达对师长的敬仰和感激，也对未来亚非研究的国际化发展充满期待。这篇文章不仅是对个人学术生涯的总结，也是对中非关系研究的深刻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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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结缘，保持联系
与许多77级大学生一样，我在读大学之前有过各种经历。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非洲史硕士生。社科院研究生院当时成立不久，我们历史系的的同班同学后来都成为各专业的领军人物，如苏联史专家吴恩远和郑羽、古代史专家王震中、唐史专家吴玉贵、民国史专家汪朝光等。当时，我的导师是世界史所研究员吴秉真先生，她对教学工作非常认真。为了对我进行强化教育，决定请多位老师给我开课。记得有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的彭坤元和秦晓鹰老师分别讲非洲现代史和尼日利亚民族主义运动，西亚非洲所的葛佶和屠尔康老师分别讲非洲古代史，中央民族学院的顾章义老师讲非洲民族问题，外交学院的潘培英老师讲北非民族独立运动，还有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郑家馨和陆庭恩老师。事实证明，这种“百家宴”式的课程安排后来对我帮助很大。当我得知各门任课老师后，非常高兴。郑老师和陆老师俩位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在准备研究生考试时也认真看过他们的文章。当时，我们这届研究生统一住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租借的北京十一学校，到北大上课路程较远，要先坐地铁再转公交，但我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在北大历史系上课时，郑老师讲的是南非史，我与历史系其他研究生一起上课，记得当时有魏安生、沈浦娜、金炼等同学。陆老师讲的是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只给我一个人上课。当时为了查资料，曾到亚非所去过，亚非所负责人记得是夏吉生老师。后来，陆庭恩老师接任亚非所所长的职务。
我从社科院研究生毕业后，准备到国外留学。按当时社科院的规定，研究生需要在国内服务两年才能出国。我在社科院世界史所工作了两年，任助理研究员。1987年初我来到多伦多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直到1994年初回国到北大亚非所工作。学习期间，我一直与国内诸位老师有联系。导师马丁·克莱因教授对我要求很严，曾在此期间应邀到中国访问，在社科院世界史所和北大亚非所讲学。他访问回来后，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帮你在中国找了两份工作。”他指的是社科院世界史所和北大亚非所。他当然不知道我与国内学术界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当时，世界史所一直希望我能回所工作，我也愿意。然而，我当时已有两个小孩，回国后需要一个固定住所。世界史所保证我回国后有住所，而我希望先分房子，这样心里有底。当时，北大亚非所所长陆庭恩老师也表示欢迎我到北大工作。我夫人田开芳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获得教育心理学硕士，到加拿大后又拿了一个图书信息管理硕士。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林被甸老师给我们夫妇俩写信，希望田开芳能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当时，我向陆老师表达了愿意到北大工作，但一定得有了房子我才能报到，因为一家四口不可能搬来搬去。他很快向学校反映这一情况，时任北大校长吴树清先生特批了蔚秀园的一个小套间。1994年年初，多伦多大学完成学位授予典礼后，我就来到了亚非所。
1992年作者在加纳阿克拉做实地调研
1992年作者与非洲妈妈贝杜夫人夫妇合影
1992年作者与非洲亲戚在阿克拉布鲁克姆家
吴树青校长特批的蔚秀园二居室
回国执教，设置课程
这样，我就成了北大亚非所的一名老师。在国内，总有人不时问我，加拿大不错，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回国？我总是一笑了之。实际上，从出国那一天起，我就抱定回国效力，从未想过要在国外定居。记得抵达加拿大的第一天晚上我借住在导师马丁·克莱因教授家里。我马上与在美国执教的大学同学江宇应博士联系。他曾是我的好朋友，我出国办手续时虽然已获得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奖学金，为稳妥起见，还请他提供了经济资助证明。他要我抵达加拿大后，马上用collect call（即对方付款的方式）给他打电话。我们俩人听到对方声音时都很兴奋，聊到未来，我说没打算在国外定居。他笑着说，现在谈这个太早，我可以肯定你以后会留下来的。快毕业时，在多伦多大学读博士的香港大学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学校非常欢迎从国外毕业的博士。然而，我一直以回国执教为目标，这大概与自己身世和家庭教育有关。父母是知识分子，父亲李淦年轻时是热血青年，读大学时因帮新四军贴传单而遭通缉，命运多舛。我后来从事民族主义及非洲史研究，也是受父亲和舅舅何光岳先生的指导和影响。
北大亚非所原来是科研单位，老师多从事各领域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教学任务。后来，学校进行教学改革，亚非所开始招收研究生。我来到所里后，专门向陆庭恩所长提出建议，为研究生开设一门“亚非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的课程。一是用这门课将各国串起来，使学生对亚非地区有一种整体感。主要因为这些国家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近代遭受欧洲列强侵略，独立后在国际秩序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当前面临的问题也颇为相同，主要任务是争权利，谋发展。二是培养学生对国际问题的理论功底和全球视野。从实际操作看，由于学生在专题讨论前需要阅读中外文参考资料，思考并提出相关问题，这一课程对加强研究生的知识积累、理论思维及扩大分析问题的视野和角度等方面，确实有一定帮助。当时，其他系所的一些研究生也前来亚非所听课，包括北大历史系和外校的研究生。我手头保留的几份“亚非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选课名单”，2005级亚非所研究生有许亮、明冠培、王晓丽、付凤云、高绪参、王文清、朴辰浩。许亮是我的学生，现在北大国关学院任教。2006年选课名单如下：宫金玉、毕方圆、宋洁、张雅梅、林迺玓、宋晓鹏、张伟杰、松本晋吾、陈梦遥、李滨兵、徐丹丹、叶育菁、权茂丁、周敬钧、周游。前八位是亚非所的，后七位是国政教研室的，三位留学生。我联系较多的是现在中联部工作的张伟杰博士，我指导了他的博士论文。2004年，王锁劳老师又设置了“亚非民族宗教问题研究”这门具有地区特点的课程。
教学相长，互通有无
“亚非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这门课之所以曾受到学生欢迎，与课程内容的设置有一定关系。最先是我负责讲授，早期内容涉及“导论：亚非研究与地区研究——历史与方法论”“殖民主义的后果与影响”“非殖民化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在亚非地区具有共性且为学术界关注的理论问题。例如，我在“导论”中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亚非地区概况、亚非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在分析地区研究特点时，我着重指出其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多学科的联系而非整合、较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还介绍了地区研究的诸要素，如专业化开放的利弊、具有广博知识的专家队伍、本土经验及语言能力等。我还结合课程教学于1997年在《西亚非洲》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亚非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的文章。后来，这门课程逐渐由多位老师根据自身特长承担不同议题，如李保平、王锁劳、韦民、钱雪梅老师等，议题也随局势不断变动，如“依附论”“道义经济学”“地区主义”“权威主义”“民主化”等。老师各抒己见，学生受益匪浅。钱雪梅老师2004年7月10日在韩国访学期间专门对这门课提出建设性意见。除了对议题的补充外，她建议“研究生需要的应该就是引路，给个方向，具体的东西他们可以自己去深入了解。修行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过得先告诉他们‘门’在哪里：所以，我个人觉得，在重点突出的前提下，能全一些就尽量全一些”“在开课之前，能不能把承担各讲的老师们聚到一起，大概聊聊自己准备讲点什么，然后相互给提提意见和建议。这样首先可以避免重复，像我上次的时候，在事先就先问了问锁劳师兄，看看他讲的民主化里有没有已经讲过我要讲的问题。其次是使各讲之间的衔接更紧密一些。当然每个人自己的风格不同（这也应该是这门课的一个长处），但内容与内容之间不能像风格之间这么差异明显呵。还有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在讨论中的思想碰撞往往可以给人以静思所不能获得的启发和灵感。”这些意见对课程质量的提高颇有裨益。
我手头保留了几份2008级学生的课堂作业。袁冶谈到学习中的三点困惑：方法论的困惑、语言的困惑、交流的困惑。他表示：“我想，所谓的困惑应该都只是暂时的，自己一定有能力也有信心克服这些困难，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果。”张栋提出最基础的研究方法分为观察和分析两大部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地观察与文献研究，求同比较与求异比较等互相结合，注重个案研究，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叶啸林认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欧洲为目的和中心的方法占据了亚非研究。过去我们常常批评欧洲中心，但是我们自己在看问题时也常常陷入欧洲中心。这是由于西方的话语有一定的霸权影响力，主导了主流学界的声音。”刘修鲁指出：“在亚非研究中要防范本民族、本国家中心主义；在进行具体的研究时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这些看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有的课堂作业选题颇具匠心，如2013级曹颉的第二讲心得为《如何理解殖民主义遗产：以台湾非殖民化进程为例》，第三讲心得为《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刘海方老师指导的2015级宋佳骏的课程学期论文《钻石庇护还是资源诅咒？——独立后的博茨瓦纳国家发展概观》长达18页，共1.15万字，有论有据有理。刘海方老师接任这门课程后，保持风格，着意创新，勇立潮头。
2018年9月9日，作者和毕业的研究生：从左到右: 沈晓雷，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与孩子）；张伟杰，中联部；李翀，外交部；张永蓬，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曾爱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孩子）；李安山夫妇；王亚林，高校教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李文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与孩子）；孙晓萌，北京外国语大学；马佳盈，中央电视台总台（与孩子）。
立足亚非，走向国际
1999年5月，曼德拉总统应邀访华，成为首位访华的南非国家元首。访华期间，他访问北京大学并作讲演。当时，陆庭恩教授代表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将本人所写的《南非斗志曼德拉》与其他学者的著作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南非人民的领袖。
陈佳洱校长与曼德拉总统
2012年，本人的著作《非洲华侨华人史》的前半部分被位于纽约的移民非洲出版社翻译出版。（A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ca to 1911, Diasporic Africa Press, 2012）
李安山《1911年前的非洲华人史》英文版
本人的博士论文选择了殖民主义时期的农村社会反抗这一题目，案例确定为加纳（黄金海岸）。我先后到英国档案馆和加纳档案馆查档案，还在加纳实地考察，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从个案着手，探讨了殖民时期农村反抗问题，并提出了传统政治权威与间接统治之间的矛盾或悖论，具体表现在酋长的权力。他越受到殖民政府的信任，其权力的合法性就越受质疑；殖民政府越赋予酋长更多权力，酋长的权力就越遭到削弱；酋长不愿殖民官员干预其权力运作，又不得不向殖民官员请求帮助。这就是殖民政府企图维护传统政治权威与直接干预破坏酋长权威的矛盾。论文经修改后分别于1999年和2002年分别在中国和美国出版。
李安山出版的博士论文英文版
本人的博士论文虽然水平有限，错舛颇多，但仍然得到多方鼓励。加纳前任驻华大使科乔·阿穆-戈特弗里德（Kodjo Amoo-Gottfried）在为本书所作序言中云：“不管这部著作的学术性多么重要，有必要强调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在这部著作中的所有重要部分、用词、语气、立场及精神上，李安山表现出他自己至少是以人为中心，更多则是以非洲人为中心的。他的著作并非致力于自我陶醉之爱的结晶，而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寻找、发现、确定并传播关于世界上的受苦人中间的非洲人民解放的真理。”
加纳驻华大使戈特弗里德与李安山等的合影
我的导师马丁·克莱因对我赞赏有加：“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对于来自富有深厚的农民传统特别是农民反抗历史的中国的他，这一选题似乎使得他可以从对中国农民历史理解的基础上来探究非洲农民的经历。这种相关性对加纳更为突出，因为这里已存着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农民阶级。”2015年，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学校决定将我的博士论文（中英文版）作为礼物送给他。他很惊讶，说没想到还有中国学者研究他的祖国。
科菲·安南（手持作者的两本著作）、李安山与北大副校长柯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编写更为客观的非洲通史，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组织非洲学者收集资料并努力编撰，八卷本《非洲通史》在1996年出齐（已有中文版）。当时担任主编的均为非洲学者，参与编撰工作的国际科学委员会中也主要是非洲学者，同时包括美、苏（俄）、法等国的学者，中国学者当时无人参与。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西政府的支持下，决定启动非洲通史第九卷的编撰工作。我有幸收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于2013年11月8日的邀请函，邀请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于2013年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通史编撰专家会议，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九卷）国际科学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除9位来自非洲外，还有来自7个国家的8位成员，亚洲学者只有我一人。2013年11月在巴西举办的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本人又有幸当选为副主席。通过参与委员会的工作，我对非洲文明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深深认识到中国的非洲史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后来，我又被摩洛哥皇家学院聘为外籍院士，并担任多个国家刊物的编委。
伊琳娜·博科娃致李安山邀请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感谢信
关于李安山当选为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的文件
联合国教科文《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合影
摩洛哥皇家学院关于国王批准作者为外籍院士的通知函
北大亚非所接受了不少国际学生，有的是硕士生，有的是博士生，这是其日益国际化的具体表现之一。以本人为例。我有机会指导了不少外国研究生，其中三位非洲博士生比较突出：突尼斯的伊美娜、摩洛哥的李杉和刚果金的龙刚，三人各有特点。伊美娜的普通话远比我带湖南腔的普通话要好，她拿了博士学位后又完成了博士后学习。李杉为写好有关西撒哈拉的博士论文，主动延期一年学习西班牙语，其博士论文获得好评。回国后，他曾在外交部工作，我受邀访问摩洛哥时曾有机会与他会面。他后来转到高校教书，最近又回到外交部。龙刚自幼被带到伦敦接受教育，在雷丁大学读博士一年级时与我联系，表示希望读我的博士。我当时给他回电邮时说明：北大留学生必须上中文课，用中文写毕业论文。他后来就到了中国学习汉语。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龙刚”，说“龙”代表中国，“刚”是自己的国家刚果（金）。最后用中文写的有关美国冷战后的资源政策的博士论文修改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刚回国时找不到工作，博士论文又必须译成法文并由北京大学出示证明后才被认可。后来他被聘为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的顾问，2018年曾陪同副总理来中国参加中非合作论坛高峰会议。目前他在刚果（金）的大学教书。
李安山与李杉在摩洛哥合影以及李杉送给作者的礼物
李安山与伊美娜和龙刚的合影
师长教诲，风范长存
我在亚非所的这段时间里，领略到各位大师的风范，他们既是良师益友，也对我关爱有加，长辈情怀从各方面显现出来。我接触较多的老同志有夏吉生、陆庭恩、周南京、安维华、靳毅、马锐敏、颜芙、杨永骝、余崇健、张敏秋、张振国、梁英明、林良光、葛振家、李玉、贾蕙萱、杨守学、陈建民、同辈人李保平、马志学、杨保筠、刘渤、章棣、刘佳妹、堵德财、吴仲梅、潘荣英、陈丽娟及后来的同事李寒梅、王锁劳、初晓波、刘海方、钱雪梅等人。这些长辈各有专长，儒雅谦恭。不管是在为人，生活，还是学业方面，都对我言传身教，影响颇深。这样，我在亚非所工作心情舒畅。这里说说我与三位长辈的交往故事。
季羡林先生是北大亚非所的第一任所长，知识广博，治学严谨。我偶尔在校园遇见这位衣着朴素的老学者，也不敢轻易打扰。据说，一位刚到北大报到的新生拿着行李，突然有事，正好碰到季先生。他叫季先生“老头”，要他帮着照看行李，说自己有事离开一下。季先生帮他看着行李，直到他回来。其平常心态，一目了然。我是在另一种场合有机会学习到季老的治学和为人。本人的一篇论文《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发表在《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收到论文后，我发现季老的《白糖问题》这篇有关糖史的论文发在同一期。我手头正好有谢立丹的名著《蔗糖和奴隶制：英属西印度群岛经济史，1625-1775年》(R. Sheridan,Sugar and Slaver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1625-177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就冒昧给季先生写了一封信推荐这部著作。隔了一段时间，我都忘记这件事了。一天，所里的张敏秋老师喊住我告知：季老给你来信了。我一看，真是季老的感谢信，语言谦虚诚恳，我深受感动。
余崇健先生是研究以色列的长者，湖南人，与我是老乡。他老人家眼睛不太好，平时来学校不多，联系较少，但偶尔也聊聊天。一天，我去亚非所，正好与他同路。他挺善谈，与我聊起家常。到了所里后，他看到墙上贴了一张通知，就对我说：“小李，你看墙上贴的什么东西？麻烦你念给我听。”我一看，是一张北京大学有关校医院请来的校外专家行医的时间表，就一一念给他听。他听了一会儿，就说：“可以啦，谢谢。这上面列出的病我几乎都有。”我一听，惊讶万分，忙问他：“那您怎么不去看看呢？”他说，“唉，那有什么用？”我说，“那您怎么办？”他爽朗地回答：“爬山呀！”然后，他告诉我，以前看病的时间多，用处也不大。后来自己坚持爬山，已有多年，健康情况渐好。我连忙向他请教。他告诉我，要避开高峰期去，这样坐车方便，不挤。后来，我们一家每个周末去爬香山，坚持了数年。小孩也一块儿去锻炼，效果确实比较好。
周南京老师是我学术上的指路人。我回国前收集了一些非洲华侨华人的资料。到北京大学后，周老师听说我是做非洲史的，就说服我一起与他做华侨华人史研究。他是印尼华侨，为人爽直，乐于助人。他在亚非所主要从事华侨华人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本人后来将华侨华人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完全是在周南京教授的启发和帮助下进行的。他在道德文章方面为我树立了楷模。他不仅将自己收集的相关资料提供给我，还为我在华侨华人研究学界穿针引线，并积极支持我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正是在他的指引下，我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2000）出版时，他在《序言》里写道：“它虽然不是我的‘婴儿’，我却视之为如同己出，因为自始至终我起了‘助产婆’的作用。李安山博士大作的诞生同样使我兴奋不已，欢乐至极，因为它的确非同凡响，确实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喜事”，并将拙作称为“这个专题研究领域的重要里程碑”（第1-2页）。因下的功夫较多，此书被齐世荣先生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报告中列为“填补空白之作”。
2016年12月5日塞舌尔前总统陈文咸与李安山合影
多余之言，未来可期
从1994年回国至今，三十年已逝。期间，我曾当过一段时间的亚非洲所所长，与同仁共荣辱。在周其凤校长任职期间，我与王锁劳老师曾有机会向校务委员会汇报过“中非教育合作20+20项目”并提出加强亚非研究的建议。2011年，清华大学校庆100周年之际，校长顾秉林与副校长陈吉宁开始着手设计发展中国家研究和培养项目，201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现在，清华大学于2017年成立的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已彰显其影响力。
北大亚非所成为我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一页。它不仅使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也促使我在学术领域里逐渐成熟。虽已退休，我仍然十分珍惜这一缘分。现在国际政治又在强调“全球南方”，亚非所的优势如何利用，重点如何设置，值得国关学院各位同仁思考。
来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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