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i 导 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政系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燕京学堂副院长、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委员范士明根据个人的回忆并求教于多位老师后对国政系的“国际化”展开介绍。改革开放以后的45年，国政系开启了国际化的脚步：学生来自全世界、院友走向全世界、伙伴遍布全世界，北大国关人的学术声音、学术观点也经常传播在各种国际场合。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大背景下，国政系的国际化既源自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学科特点与客观要求，也是学院师生共同努力奋进、守正创新的结果。
1986年9月，我作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大一新生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有眼睛、头发和皮肤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几位外国同学坐在后面。他们是圭亚那的塞塞尔、刚果的迪昂吉拉和昂加马、巴勒斯坦的穆斯塔法以及伊朗的哈桑，都是来自“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我们这代人，在那个年纪，大多数中国同学可能都还是第一次在影视剧以外亲身接触到外国人，颇有些好奇。我当时被任命为班长，有责任关心这几位外国同学，所以较多地到当时的留学生宿舍勺园，用他们不咋地的中文和我不咋地的英文磕磕巴巴地聊会儿天。我个人的国际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本文作者1986年在迪昂吉拉北大的宿舍
2014年迪昂吉拉（左一）回到北大国关看望同学
2024年是原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建立60周年，前辈和同僚们已经发表了不少文字，对国政系的前世今生做了方方面面详细的回顾。既然是国际政治系，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自然是重要的一部分。已有多位老师谈到了相关内容（参见潘国华、许振洲、潘维、李寒梅等老师的国政系60年纪念文章），我就根据自己零零碎碎的了解和一些个人经历，再聊聊国政系的“国际化”。
国政系的“洋学生”
学生构成的国际化是院校国际化的重要维度之一，对国政系来说尤为如此。现在北大国关学院的教师，都多多少少指导过一些外国留学生，中国同学们也对外国同窗习以为常。但北大国政系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外国学生的？建立60年来又培养过多少来华留学生？
新中国接收外国留学生始于1950年秋，主要是与东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交换。从1950年到1965年，中国共接收了来自68个国家的7239名来华留学生。其中，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约占全部来华留学生的90.8%；来自其他亚、非、拉国家的约占7.3%；来自西欧、北美及日本的约占1.9%。之后，来华留学工作受“文革”影响陷入停顿。1973年，中国开始恢复接收留学生，但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很小。[1] 原北大政治系改建为国际政治系是1964年，考虑到上述背景，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国政系其实都没有接收过外国留学生。资料显示，1972-1978年，北京大学大约接收了450多名外国学生，主要集中在汉语、中国史、哲学等专业，国际政治系的外国学生数字为零。改革开放以后，来华留学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在华留学生数量迅速增长，攻读学位的学生也日益增多，学生来源国多元化。国政系接收留学生的数量和国籍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北大教育国际化与中国改革开放和对外关系的缩影。
在北京大学留学生的基础数据中，1980-1981学年度，有一位国际政治专业的普通进修生吉富正树，来自日本创价大学，他似乎是北大国际政治系历史上的第一位外国学生。但是我访谈的80级学长均对当时班级里的外国留学生没有任何印象。直到1983-84学年度，北大的留学生名单上又出现了4位国际政治专业的进修生，两位来自泰国、一位来自法国、一位来自美国。而这位来自美国的高级进修生，就是后来成为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1983-85年作为密歇根大学博士生在北大，是第一位来华进修国际政治的美国人，现为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这一学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专业的硕士生、加拿大籍的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北大历史系进修，他也来国政系选听中国外交的课。后来他成为著名的研究中国战略文化和对外政策的学者，目前在哈佛大学任教。
1984-1985学年度，北大标注为“国际政治”专业的外国学生从个位数变成了两位数，达到19人，这是一个明显变化。其中苏联8人，美国2人，澳大利亚、希腊、意大利、南斯拉夫、民主德国、赞比亚、印度、巴勒斯坦、日本各1人。次学年度，这个数字变成了21位，巴勒斯坦和苏联各4人，日本3人，联邦德国和美国各2人，孟加拉、贝宁、厄瓜多尔、民主德国、瑞典、英国各1人。我入学后的1986-1987学年度，国政系共有外国留学生17人，其中日本和美国各3人，刚果2人，巴勒斯坦、泰国、伊朗、阿尔及利亚、贝宁、摩洛哥、意大利、澳大利亚、圭亚那各1人。80年代中期这几年是国政系接收外国留学生的一个小高潮，数量稳定扩大，占整个北大外国学生总数的大约8-10%；既有进修生，也开始有学位生；来源国别每年在10个左右，从亚非发展中国家扩大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前苏东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当时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持续扩大，中苏关系已开始解冻。同时，中国高校接受日本政府年轻官员的培训。北大国政系1985年开始有了日本外务省的进修生（日本政府从1977年开始派遣文部省、外务省等部门的年轻官员来华进修，但北大的多在中文系）。根据北大留学办公室的数据，1980-1990年这十年，北大国政系总共培养了大概125位左右外国学生。
这段时间，有两位国政系的留学生，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国际系友。一位是来自于巴勒斯坦的穆斯塔法•萨法日尼（Moustapha Saphariny）。此人原为巴解组织70年代初驻北京的外交官，1973-1976年在北大修读中文，1985-1988年在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8-1991年在国际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并成为1992年至2002年间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另一位是埃塞俄比亚的穆拉图•特肖梅（Mulatu Teshome）。他1976年来到北京语言学院，1977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获学士学位。1985-1991年穆拉特在国政系继续深造，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进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先后担任过驻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的大使等职务。2013年，穆拉图•特肖梅当选埃塞俄比亚第四任总统。
国政系系友埃塞俄比亚第四任总统特肖梅接受央视采访
冷战结束后（1990年以后），特别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于1996年建立以后，外国留学生的培养在数量和质量上持续提升。1996-2008年间，在院外国学位留学生数从每年的20-30人持续增加至年均90-100人，每年覆盖的国别为10-30个国家。2008年以后，每年在籍外国留学生数量都维持在100-150人，来源国扩展到30个国家以上。由于学院国际化办学的展开（下文另述），2010年以后在籍外国硕士生比例大幅上升。[2]
据初步统计，在1997-2024年间，国关学院累计培养攻读学位外国留学生约为2420人；占学院整个学生总数的约30%以上，国别涵盖五大洲的约135个国家，成为北大学生构成最国际化的学院之一。由于笔者目前掌握的1991-1996年间的资料不完整，无法准确统计这段时间的留学生数据。但根据这前后接收留学生情况的估计，这6年间，北大国政系接受的留学生大概在100人左右，其中学位生应约为20-30人。2004-2022年，国关学院还举办各种长、短期外国留学生语言文化研修班，至少来校1990人。整体粗略统计，自1964-2024年这六十年间，北大国政系培养的外国留学生总数大约在5400人以上，其中学位生约2450人，各类外国进修生约3000人。
李安山老师在指导学生论文
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外国学生，在从政、治学、经商、社会活动等各方面都有崭露头角的人物。仅以近几年为例，除去大量在各国政界、教育界、学术界从事国际问题相关专业工作的院友以外，有的学生毕业后扎根中国创业，建立“歪果仁研究协会”，以新媒体的形式展示中国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沟通中国与世界；也有的活跃在中非文化、学术交流前沿，建立中非青年联合会，给国家主席习近平写信、在中国走基层，入选“联合国100名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非洲后裔名人榜”（2023）；还有的毕业生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在商业和社会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登上了福布斯欧洲社会影响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2023）。
国关学院毕业典礼上的留学生
走出国门的国政人
就在外国留学生开始走进北大国际政治系课堂的前后，改革开放大潮涌动。1978年夏，教育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积极筹划加快公派出国留学。彼时国门初开，急需去海外学习专业知识、了解不同的国情和文化，专门从事国际问题教学和研究的人尤为如此。赴国外留学、进修，不仅是个人的愿望，也是学科重建和国家发展的需要。
根据笔者搜集的信息和访谈，北大国政系第一次有人赴海外留学应发生在1981年。入学仅一年零三个月的80级国政专业和共运专业各有一位本科生被选拔，经短暂语言培训后分赴日本和德国公派留学。同年，跳级成为国政系硕士研究生的77级本科生（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学生）赵全胜，也收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录取通知，自费赴美攻读博士。1982-83年，国政系又有几位学生赴美留学，包括史天健、唐文方、童燕齐等，在哥伦比亚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等就读。国政人赴海外学习、进修的大幕由此拉开。
1980年代中前期，是北大学生和青年教师走出国门的第一个高潮。1982年，当时还是国政系硕士研究生的王缉思被选派赴英国牛津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1983年，袁明以青年教师的身份被选派至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从事访问研究两年；1984年，已留校任教的王缉思再次自费公派，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进修；同年，龚文庠获得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交流基金，也来到该校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进修。彼时，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在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 中文名为施乐伯）教授的领导下，已成为在政治学和东亚研究领域培育中国年轻学者的重镇。同样也是在1984年，连玉如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赴德进修，后继续在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5年，国政系硕士生许振洲、李强经选拔公派赴法、英，分别在波尔多第一大学和伦敦大学开始了博士生留学生活；胡伟星则飞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硕士，后就读于马里兰大学修读政治学博士。1987年，国政系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潘维，在社科院短暂工作后，也飞赴加州伯克利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同年，也是国政系本科和硕士毕业的唐亮，赴日本就读于庆应大学。
这一批赴欧美进修、留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多人回国后致力于学科的恢复和建设，很快成为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学院发展的中坚力量和各自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例如，袁明1985年回国后在丁石孙、章文晋的支持下与国政系部分老师一起创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参见侯颖丽老师关于国政系60年纪念文章）；王缉思1985年底回国后在美国外交、中美关系的教学和研究中脱颖而出，后担任国际政治系副主任并调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龚文庠1986年回国，在跨文化交流、国际传播领域颇有建树，在1988-1996年担任国政系副主任。胡伟星和唐亮在海外学术界发展得很好，前者曾多年执教港大政治系并担任系主任等职务，目前是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后者目前是早稻田大学著名的中国政治专家。
1980年代中后期，虽考托自费去海外留学的风潮在北大日盛，但由于各种原因在本科就读期间或毕业后即成功出国的国政系学生人数似乎并不多。虽然我们身边也偶有同学“西游”，但更多学生都是毕业几年后、重新确定方向再选择出国留学的。例如在本科时候给我们上过课的多位青年教师，徐昕、邓勇、陈学毅、张晶、马殿君、杨凯等，都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奔赴大洋彼岸。1990年代以后，有大量的国政系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既有在普林斯顿、麻省理工、耶鲁、加州伯克利、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等名校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比如徐昕在康奈尔大学、关贵海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郑永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尚英和阎小骏在哈佛大学、程文浩在耶鲁大学、何忆南在MIT等），也有在哈佛的肯尼迪学院、哥大的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SIPA）等攻读公共管理或公共政策硕士学位的。1998年-2003年，至少有10位国政系的毕业生在肯尼迪学院学习MPA或MPP，一度形成了肯尼迪学院的“北大国政天团”。
就在新一代学子源源不断走出国门的时候，他们的学长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学成，在世界各地展露学术风采。1987年，赵全胜、贾庆国分别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系和康奈尔大学政府系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应该是改革开放后在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的第一批中国人。1988年初，贾庆国回国，加入成立不久的北大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应该是北大国政系历史上第一位归国任教的“洋博士”（贾老师1991-1994年间曾暂离国政系赴美国和澳大利亚执教）。1990年，唐文方、童燕齐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得到教职。1992年，许振洲在法国波尔多第一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到国政系任教，史天健取得哥大博士学位后就职于杜克大学。1995年，郑永年完成在普林斯顿的学业后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1996年，潘维、连玉如分别在美国和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北大任教。1998年，关贵海学成回国。大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北大国政系学人的名字，开始不断出现在世界知名大学的教职名单里，而北大国政系本身的师资队伍，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洋博士”。这一批在西方受过更加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训练的国政人，又很快开辟了各自的学术天地，丰富了国内外学术界在政治学、比较政治（区域国别）、中国政治和中国对外关系上的研究，也引导、鼓舞着更多的青年学子走上学术道路。时至今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成为学生眼里“神一样的人物”。
1994年前后，国政系时任领导梁守德、潘国华等在学校支持下，开始筹划有组织地进行国际化人才的规模化培养。国政系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密切合作，建立了“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班项目”（简称为“日本班”），每年选拔10名左右优秀硕士生，延聘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制定专门培养方案，每期赴日修学旅行。“日本班”的建立，为国际化人才培养开辟了成功的道路。在此基础上，2001年中日专家委员会经过多次沟通协商，决定提高办学层次，由北大国关学院与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联合培养双博士学位人才。“日本班双博士项目”从2002年9月正式启动。项目采用硕博连读制，每年从全院硕士生中选拔五名成绩优异的同学进入博士项目，采用北大1年+早大2年+北大1年的学习模式，中日双导师指导，分别提交论文，经答辩通过后可获得北大和早大分别颁发的两个博士学位。此后，学院继续扩大与日本高校的教育合作，于2005年与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本科双学士，在2007年和东京大学联合培养国际关系双硕士。2012年，学院与日本财团的协议到期后，决定自筹资金继续支持北大-早大双博士项目，每年选派两人。日本班硕士和博士项目建立后一直成功运行、硕果累累。毕业生目前活跃在政府、学界、传媒等多个领域，也为北大培养了多位出色的学者和教育管理者。如现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任羽中，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于铁军，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归泳涛、董昭华，国际安全与美国和台湾问题研究专家节大磊，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秘书长、学院国政专业主任许亮等等，可谓人才辈出。（以上参见潘国华老师国政系60年纪念文章）。
北大国关学院与日本财团纪念“日本班”建立20周年活动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另一个长期与日本合作培养研究生的项目是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中心）。自1998年起，国关学院开始接办中国教育部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共同商定的合作项目“现代日本研究”。研究班开始的时候面向全社会招生，后来逐步转向校内硕士研究生，从2005年起，现代日本研究班实施新计划，每年从社科院系（后扩大至几乎北大所有人文社科院系），选拔20名博士生进行培养。中日双方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每年选派名师授课，组织北大-南开-复旦三校日本研究博士生论坛等，特别是每年还要赴日本进行为期两周实地调研，通过观摩、访谈、讨论等形式进行深入学习。在本文写作之时，2023-24年度的北大现代日本研究班师生正在日本研修旅行。该项目至今已坚持了27年，中日双方有160余位老师参与授课，培养学生约650人，人才遍布各行业，成果丰硕，殊为不易。中方两任项目主任李玉、李寒梅以及吴强、初晓波、曹保萍等老师，与日方主任荒山裕行、莲见义博、富田重亮、角南笃等为项目倾注了大量心血。
北大现代日本研究博士班2018年访日研究合影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这也是几代北大国政学人的夙愿。学院千方百计创造条件，鼓励学生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既从中国看世界，也从世界看中国。美国康奈尔大学、宾州大学，瑞士日内瓦高研院，丹麦社会科学学院，波兰华沙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新潟大学，泰国法政大学….到处都留下了国关学子的身影。准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北大国政系赴海外学习的人数是本文无法完成的任务，本文提到的人和事仅限于个人了解，难免挂一漏万。近些年，北大国关学院仍保持了较高的中国学生出国深造比例。据统计，2009-2023年，国关学院选择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为520人，平均每年约35人（见图4）。目前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所有教研人员，也均有在海外留学或者长期进修的背景，构筑了一个坚实的国际化师资队伍。
2009年以来北大国关中国籍学生出国留学统计
国政系的国际学术交流
国际问题研究是一门综合和开放的学问，既要有国家情怀，又需要全球视野。跨文化的知识交流是丰富信息、视角、方法的重要手段。从北大国政系改革开放后逐步走上正轨开始，国际学术交流就成为教学和科研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政系的很多老师都有极佳的学术声誉和广泛的国际联系，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位“外交部长”，加之国际学术交流形式多样，我无力全面、完整回顾国政系/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学术交流，只是根据个人的观察和经历略加分享。
“赵宝煦教授是北大国政系的大使”。[3] 1980年代初期，国政系的国际学术交流受益于赵宝煦老师的个人魅力和学术声望，很多外国专家学者都是赵老师请来的。赵老师当时是国政系主任，他不仅出访多国展现儒者风采，还请来美国、欧洲、日本、香港等国的教授以及中国驻外大使，到国政系为老师和同学们介绍前沿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术及政策动态。这些讲座，在当时是难得的开眼界、长见识的机会。赵老师应是国政系国际交流的开路人。
赵宝煦先生在做学术报告
国政系很早就有外国专家来访、执教。1981年3-5月，加州伯克利大学斯卡拉皮诺教授在北大开设“亚洲问题讲座”，1982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北大作学术报告。[4] 80年代后期我们本科的时候，曾经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外教Bob(Robert Beveridge)。他上什么课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们都记得课间的时候，他带来的飞去来器很快就被我们玩坏了，当时多数同学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新鲜玩意。我的本科同学记得还有一位美籍华人教授，叫冉伯恭（George Jan），给我们上过《政治发展》，他应该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我们大三的时候，美国富布赖特项目的访问教授威尔逊来上课。他分给每位选课的同学三本书，让我们回去看，并要过后还给他，以备将来的学生再使用。我们跑到当时未名湖北边的“北招”（现科维理中心）去取书，我记得我拿到的是英文版的《人、国家和战争》和《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等。当时我们对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没有什么了解，我还不知道我拿的一本书就是大名鼎鼎的沃尔兹写的英文名著原版。我的室友对他拿到的那本书很不满意，因为那本英文书封面上好像写着奴隶制什么的。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他拿到的更是另一本名著：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Serfdom）。由于特定的原因，威尔逊当年匆匆忙忙离开了中国。这些书就留在我们手里，成了纪念。
美国外教威尔逊当年赠送的图书
站到北大国际政治系讲台上的外国教师、专家、学者和政要当然有很多。有的身居高位、洞悉世势；有的声誉卓著、学问高深；有的默默耕耘、传道授业。这里不说来访的各国政要，只从学术领域回望部分到国政系/国关学院交流的学者。在我的记忆里，国际政治学科很多代表性的学术人物都曾莅临国政系/国关学院，分享真知灼见，激发交流辩论，引领学科前沿。基辛格博士曾多次来到国际关系学院与师生座谈，无论从实践角度还是学术角度，他无疑是当代国际政治传统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东亚问题著名学者傅高义，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巴里·布赞，建构主义学派代表彼得·卡赞斯坦，日本国际政治元老衛藤沈吉，日本政治外交史研究名家五百旗头真，防御性现实主义著名学者杰克·斯奈德，建构主义及中国战略文化研究重要学者江忆恩，世界体系理论的倡导者沃勒斯坦，自由制度主义者罗伯特·基欧汉、约翰·伊肯伯里，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米尔斯海默，日本著名中国政治和外交专家毛里和子、高原明生，软实力研究名家约瑟夫·奈等等，都曾不止一次来访，与师生们交流切磋。也肯定还有很多一时想不起来的名字，用现在时髦的话，他们多是各国在国际关系学术领域的“大牛、大V”。这里面有一些外国学者，不仅来学院举办学术讲座，还与国关学院的老师们开展联合研究等。国政系和国关学院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往往成为师生们的学术盛宴。仅以袁明老师1986年和1991年组织的两次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为例（参见侯颖丽老师国政系60周年纪念文章），外方代表就包括何汉理（哈里·哈丁）、斯蒂芬·莱文、史蒂芬·戈德斯坦、约翰·加迪斯、乔纳森·波拉克、南希·塔克、艾伦·惠廷、孔华润、入江昭、迈克尔·亨特、亚当·罗伯茨、罗斯玛丽·富特、克劳德·高达乐、斯卡拉皮诺、罗伯特·吉尔平、肯尼思·沃尔兹、迈尔斯·凯勒、乔治·奎斯特、保罗·伊文斯、渡边昭夫、高木诚一郎、韩昇洲等等，可谓大家云集、高朋满座。他们和与会的中方老师们一起，给国政系带来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和浓浓的学术氛围。
1986年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中美关系史讨论会部分与会专家
有些学术交流带来思想的震撼，也有些学术交流带给我深深的感动。老院长（系主任）梁守德老师，不仅教学和研究中身体力行倡导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还致力于国际学术交流的制度化。1991年，北大国政系与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签订交流协议，规定了教员互访、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研究生的访问和指导、合作研究等。此后，在双方历任校系（部）领导的推动下，国政系与成蹊大学法学部的学术交流持续、按部就班地展开。从1995-2023年双方又12次更新协议，学术交流关系至今已延续33年。其间北大国政系/国关学院教师访问成蹊大学长短期（长期为一个月、短期为一星期）共计约90人次，成蹊大学来访北大约60人次。双方学术交流的成果刊发在《国际政治研究》、《成蹊法学》、《亚太研究评论》等中英日文书籍、杂志中。[5] 成蹊大学的宇野重昭、龟岛庸一、加藤节、广部和也、西崎文子等诸先生与国政系几代学人都成了好朋友。特别是成蹊大学法学部的金光旭先生、李林静女士等，每次都对访问日本的国政系老师们照顾有加，令人感到十分温暖。学术交流自然需要理性、冷静的表达和思考，但是思想的沟通叠加心与心的连接才是真正的人文交流。
北大国关学院与成蹊大学法学部2019年的学术讨论会
北大国关学院与成蹊大学法学部的学术研讨会疫情期间也未中断
类似的，从本世纪初开始至今的北大国关学院与日本新潟大学（新大）法学部的制度化交流也总是让人回味。大约从2000年起，北大国关学院每年派遣1名教员和1-2名学生赴新大进行学术交流。教师的交流一般为期一年，作为客座教师正式入职新大，在新大法学部开设至少两门课程，一门给本科生、一门给研究生。交流的学生有的是本科生，更多是硕士或者博士研究生。新大法学部的老师到北大多进行短期学术访问，同时北大对外汉语学院和国关学院也接受新大的学生进行为期一年或半年的学习。这个项目为北大国关学院、特别是教学和研究与日本有关的师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宝贵机会。过去20多年，有约十几位北大国关的老师曾任教新潟大学法学部，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我也曾于2002-2003学年在新潟大学交流过一年。我们不仅记得新潟的清酒、大米、樱花和日本海的鱼，当然更对新潟大学法学部的真水康树先生印象深刻。他在北大与新大的学术交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是出色的中国政治和历史的专家，更通过不懈努力为两院（部）、两校和两国的学术交流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2003年作者与学生们在新潟大学教室里合影
2014年真水康树先生访问北大时的合影
从1990年代中至2010年代中，北大国关学院还与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及法学部、韩国庆熙大学、泰国法政大学、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明治学院大学、岛根县立大学、俄罗斯国家社科院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波兰华沙大学、匈牙利国家行政大学、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等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制度化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虽然有些交流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已经中断，但在国际关系学院（国政系）对外学术交流的历史上都应该被记录，因为这些交流让国政系真正日益地“国际”起来。此外，学院组织的各种国际会议也为中青年教师提供了在国际讲坛上交流、展示的舞台。如袁明老师1990年代末组织的哈北东（哈佛-北大-东大）三边学术合作交流，王缉思、贾庆国老师多次组织的五校（北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学术会议等，都为学院较年轻的老师们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参与、成长的机会。就我自己来说，我的第一次出国学术交流是1992年去韩国参加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基金会组织的会议。那时，中韩两国刚刚建交。此外，1997年和2005-07年两次参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国际合作研究对于自己的语言和学术能力也是很好的锻炼。
国际学术交流受益的是广大师生，背后则是校内外有识之士积极努力、克服很多困难促成的。梁守德、潘国华、王缉思、袁明、王逸舟、贾庆国、李玉、关贵海等原国际关系学院的领导，以及李安山、连玉如、张锡镇、李义虎、王正毅等多位老师，都身体力行维护和扩大国关学院或所在专业的国际学术联系，托举青年教师。正如许振洲在纪念方连庆老师文中所说的：“培养风气、奖掖后进”。在学院的多种支持下，没有在国外拿过“洋学位”的国政系/国关学院中青年教师，也得到了很多机会，到国外知名学术或研究机构中访问进修。多位中青年教师都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凯特琳基金会、斯坦福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伦敦政经学院、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进行较长期的访问研究。学院还积极延聘外国学者来学院进行较长时间的访问研究或者为学生授课。走出去和请进来都需要资金支持，日本财团、香港恒基兆业李家诚先生、北大之友的陈国钜先生、董建华先生建立的中美交流基金会等慷慨捐助，积极帮助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国际交流活动。
说到当年请进来访问研究或者教学的外国专家，我总是想起美籍韩裔教授张纯（Leo S. Chang）老师。他曾于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两度来国政系执教，成为不少同学的忘年交。另外，现已非常活跃的傅泰林（Taylor Fravel）和甘思德（Scott Kennedy）等都曾作为访问学者在院。我还想起几位多年来在国政系/国关学院默默教授外语的外教，像英文老师美国的约翰·盖茨（John Gates）、本杰明·斯巴克曼(Ben Sparkman)、劳拉·赫林（Laura Herrin）以及日语老师赤松卫等。我做外事秘书的时候，给他们办了很多次专家证。他们在异国他乡，认认真真、平平凡凡地教课，是不同年级国关同学共有的记忆。学院国际项目办的老师们，为学院顺利开展各种国际交流合作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支持工作。可能每一位国政系的老师和同学，都有自己难忘的国际交流经历和故事吧。
近十几年，除了各国政要、名师继续走进校园与国际关系学院师生切磋问学以外，国际交流的亮点或许是每年一度的北京论坛和北阁对话。北京论坛是北京大学主办的年度国际学术交流盛事，其中的国际关系分论坛是由北大国关学院组织的。自2004年始，院领导每年都要和一些相关的老师为此忙碌一番，从确定当年的会议主题和议程，到邀请、接待国内外嘉宾，努力把北京论坛的活动和学院的学科、专业建设相结合。北阁对话是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举办的年度时政研讨和学术交流活动，自2014年已举行九届，邀请不同国家的重要智库领袖就当前最重要的热点国际问题展开高端对话。北京论坛和北阁对话都有专门的网站介绍，在此不再详述。
国关学院的国际合作办学
国际合作办学这里特指北大国关学院与国外院校联合举办的学位项目。从2006年开始，在时任院长王缉思特别是主管教学的副院长许振洲的筹划下，北大国关学院的人才培养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战略性变化，即与世界一流大学联合举办英文国际关系硕士双学位项目。开始的时候，这个想法一是基于已经成功运行的北大-早大联合学位生培养带来的经验和信心，二是当时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较多学术交流的牛军老师的提议和推动。2005-2010年我担任学院的院长助理，后来又接任负责外事工作的副院长（2010-2018），较深度地参与了一系列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
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双学位项目合作绝非易事。双学位，意味着双方在学校声誉、培养方案、教学质量、行政管理各方面的深度认可和融合，没有任何一所世界知名大学愿意拿自己的名誉和学生培养的质量开玩笑。为了建立双学位项目，合作双方必须设计出共同的招生标准和程序、彼此认可的课程体系、可行的学生流转计划以及符合各自法律和学术要求的论文标准等等，不可马虎疏漏。由于我们自己和合作方都对对方国家的教育体系、学校的制度和规定等缺乏了解，双学位项目的推进尤其费时费力。参与项目设计的双方老师要克服文化上、体制上的差异，进行多轮细致、繁琐的沟通和谈判，既要有想象力、共情力又要十分细心谨慎。不仅如此，双学位涉及的跨国合作又要求对各自现有的学生培养方案和行政管理做出校内变通，如学制的改变、课程的设置、学分的互认、招生和毕业的程序、学生的奖助等等，在北大都需要与学校研究生院、留学生办公室等多个部门请示、协调、沟通，并获得批准。记得当时我一遇到教学管理方面的难题，就皱着眉头去找当时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唐士其来“救火”。尽管如此，经过艰苦努力，北大国关学院成功地在2006年秋季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建立了“PKU-LSE国际事务硕士双学位”项目。这是学院的第一个英文双硕士项目。该项目以英文课程为主，实行“1+1”联合培养（实际上是至少是1+1.5），计划每年招收不超过25名学生，实现了课程互认、学分转换、两校学习、两篇论文、两个学位的全新深度国际合作办学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负责在华事务的是Brendan Smith。他对两边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头脑灵活，行动务实，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截止2024年春季学期，PKU-LSE项目已经培养了390名双硕士生。
2018级PKU-LSE双硕士项目学生合影
在“PKU-LSE双学位”项目运行的基础上，2009年，学院顺势推出了自己的两年制国际关系英文硕士项目（MIR）。一方面，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当时国外存在明显的教育需求，不少外国学生要来北大学习国际关系，但汉语水平又难以修读中文学位项目；另一方面，学院调动资源好不容易开设的英文课程应该也更充分地加以利用。MIR项目是水到渠成。
LSE和MIR项目为国际关系学院打开了英文硕士项目的大门，2010年学院继续努力，又与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巴政）的国际关系学院（Sciences Po Pari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SIA）建立了“北大-巴政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双硕士”（PKU-Sciences Po）项目。此前，学院已经与巴政进行本硕连读的“3+2”项目，并积累了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行双学位沟通、谈判的经验，即便如此与法国人的交流也并非易事。我个人感觉，巴政标准甚高且不宜变通，所以开始的时候这个项目招收的学生人数相对就少一些。“PKU-Sciences Po项目”仍然采用英文授课为主的“1+1”两校联合培养模式，计划每年招收15名优秀学生，主要培养从事国际关系实际工作的应用型人才。自2010-2024年春季，北大-巴政项目共录取双学位生151人。
巴政项目的师生在国关学院前合影
进入2010年代以后，北大国关学院的这三个英文硕士项目的学生总数稳定在年均50人上下，为中国同学提供了修读世界一流大学双学位的宝贵机会，学院外国硕士留学生的比例也因此大幅提高，生源中不乏本科毕业于世界名校的学生。国际合作办学实现了中外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也进一步提升了学院教学、管理和国际交往的能力，扩大了国内外声誉。唯一的负面结果是，英文课程多了、学生多了，老师们授课和指导的负担越来越重了。英文授课能力逐步成为学院招聘年轻教员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
2011年的春夏之交，日本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和韩国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的老师们忽然来学院访问，提出要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共同建设三边合作的学生跨国流动项目，叫做“亚洲校园”，并且说这是为了落实中日韩领导人峰会达成的协议。我们对于得到日、韩两所最著名学校同行的认可自然内心欢喜，但当时还不甚了解“亚洲校园”的具体信息，通过学校国际合作部咨询教育部国际司并得到确认后，学院就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对于高校来说，一般建立这么一个国际项目，不经过一年半载的准备肯定是不行的，更何况目标是一个三方参与的学位项目。
在教育部和学校的指导下，我们和日、韩合作伙伴准备建立“亚洲校园北大-首尔大-东大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双硕士”（BeSeTo）项目。虽然中日韩三国都是东北亚国家，文化相对相近，但现实情况却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英文的国际合作项目，因为三个学院都已经提供英文硕士课程了。项目的筹备也非常辛苦。正如前面提到的，对于格外注重办学质量和学术声誉的学校来说，每一个学生、每一门课程都需要三方一致的认同。记得2011-12年，东大公共政策大学院的那知信惠老师多次来到北大（因为我们没有项目行政经费，所以有一段时间总是他们跑来）。有一次，她捧着厚厚的几大本课程信息，花了至少一整天，和我们在国关学院的咖啡厅一门课、一门课地比对教学大纲，以确认到底哪些课程可以互认。我们的项目计划书在2011年底得到了三国教育部的批准，又经过几个月的沟通、协调、准备，2012年秋季，第一批亚洲校园项目的硕士生终于选出来了。进入亚洲校园项目的学生，都是在三个学院已录取的一年级硕士生中根据英语水平、学术表现等二次选拔出来的，北大的学生进入项目后在本校学习1.5-2学年，在合作校学习1-1.5学年。他们可以选择在BeSeTo项目中攻读双学位，也可以选择非学位的学期交流，但是必须进行三国三校间的流动，体验不同的教育和文化。亚洲校园项目是一个政府奖学金项目，一经推出，立刻受到北大国关学院中国籍硕士生的欢迎，每年几乎都是最好的学生来竞争亚洲校园项目的名额。北大国关的亚洲校园项目不仅是一个学生跨国流动项目，也带动了三校间的学术交流合作。学院与东大公共政策大学院和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共同建设核心课程、开展院长论坛、定期举行行政和学术会议、举办暑期班等等，项目已成为东亚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优质品牌。亚洲校园项目，是我个人参与外事工作20多年里时间和精力投入最多的单项工作，尽管我已经在电子邮箱里删除了很多很多邮件，目前以中文“亚洲校园”或英文“Campus Asia”为关键词仍可以查到各1000封以上的邮件。2022年，中日韩三国政府同意，亚洲校园延伸至东南亚国家。BeSeTo项目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加盟，三边项目由此演进为四边合作BeSeToSing。12年来，亚洲校园项目在北大国关学院已派出和接收的中、日、韩、新学子223位，其中双学位生76名，学期交换生147名，项目质量得到了中日韩亚洲校园联合评估组和中国教育部评估中心的充分认可。2021年12月，教育部决定把亚洲校园中国秘书处设立在北大国关学院。
亚洲校园项目院长论坛
亚洲校园项目行政会议文件
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高研院，IHEID）始建于1927年，是欧洲大陆最早的专门进行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的机构，曾培养出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大批外长、大使等，在国际关系、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发展方面的人才培养上享有盛誉。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适应国际组织工作的人才，经学院余老师与当时在日内瓦高研院执教的黄老师牵线，北大国关学院与高研院2013年初秋开始协商建立双边教育和学术合作。当年年底，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规定进行包括教师互访、学生交换、博士生短期班以及本硕连读3+2项目的合作。高研院免除北大本硕连读项目学生的学费，国际旅费和生活费自理。2014年9月起，北大国关学院开始招收与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3+2本硕连读联合培养项目学生。项目依据现有成绩、外语水平、学习计划等择优选拔北大国关学院本科学生，在完成前三年北大本科学习后，第四年赴瑞士高研院继续学习两年，合格后取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学位以及日内瓦高研院硕士学位。这是北大国关根据国内外需求和学科发展需要建立的又一个优质国际合作办学项目。与日内瓦高研院的合作项目很美，但是也很贵，学院和学校为此屡次和国家留学基金委沟通、协商，争取利用优本和创新人才项目加强对学生的支持，并提出在资助、实习等方面做出灵活变通。2016年5月，国关学院与日内瓦高研院又共同在北大举办“全球南方问题博士生论坛”并取得圆满成功，深化了双方的教学和科研合作。截至2024年春，北大国关与日内瓦高研院的3+2项目已派出19人。
学院与日内瓦高研院的项目申请书
目前，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已经形成以英文硕士项目为主，涵盖本科双学位、硕士双学位和博士双学位的完整链条。本科层次包括北大-早大本科生双学位项目、北大国关-日内瓦高研院本硕连读3+2项目；硕士层次包括北大-伦敦政经国际事务双硕士项目、北大-巴政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双硕士项目、北大-东大-首尔大亚洲校园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双硕士项目，还曾经与美国蒙特雷国际关系学院、雷鸟管理学院等开展硕士“2+1”项目；以及北大-早大双博士项目等。其中有的项目，比如本科生的（北大-早大双学位项目）+（亚洲校园北大-东大双硕士项目）+（北大-早大双博士项目），还形成了阶梯承接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成功实践。
六十年一个甲子。北京大学国政系在建立后的前十五年，其实并没有什么国际化。潘维老师在纪念文章中提到，1970年代，不少国政系的师生都没有亲眼见过外国人，还要跑到天津港去看货轮上的“老外”（参见潘维老师国政系60周年纪念文章），真正通晓外语的老师也不多。改革开放以后，国政系才真正开始了国际化。这以后的45年，北大国政系就越来越“国际”了。我们的学生来自全世界、院友走向全世界、伙伴遍布全世界，北大国关人的学术声音、学术观点也经常传播在各种国际场合。这个国际化在中国走进世界的大背景下，既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这个学科的特点和客观要求，也是国政系/国关学院师生共同努力奋进、守正创新的结果。本文记述的几个方面并不是依据完整资料进行的系统研究，只是根据我个人的回忆并求教于多位老师后（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多位同事和同学的帮助，恕不一一致谢），做出的初步介绍，难免错漏，就只算是庆祝国政系建立60周年一个不成熟的节目吧！本文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北大留学生办公室、北大国关学院教务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国际项目办公室、就业办公室等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在此向各位老师一并表示感谢！
[1]参见蒙梓：《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历程》
[2]图1、2、3资料来源：张昕扬、曾维燊：《试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来华留学教育（1996-2022）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3]张小明：《难忘恩师赵宝煦教授》。
[4]孔凡君：《国际交流机制的建立和功能》。
[5]参见 孔凡君，上文。
原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4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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