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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4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迎来2024级新生的开学典礼。唐士其院长以“学以成人”为主旨，从“见识与价值”、“自由意志与实践智慧”、“为学与为人”几大方面寄语新生。他强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更在于见识的培养和价值体系的建立。唐士其院长勉励新生，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追求学术与人格的共同进步，期望大家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不断成长，学有所成。
以下为唐士其院长讲话全文。
唐士其院长致辞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还是要再次表示对各位新同学的欢迎。欢迎大家进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成为国关大家庭的一员！也预祝大家在未来几年的校园生活中快乐幸福、健康成长！
在大学的各个阶段，大家的主要任务自然是学习，所以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对于学习的理解。
大家可能认为，大学学习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各种高级深奥的理论知识，其实这个认识并不全面。对于人文社科，尤其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学生来说，大学学习的内容还应该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简单地说就是见识和价值。这意味着大家需要初步形成对人对事的状态和趋势做出敏锐识别的能力，以及对是非曲直进行明确判断并且能够以此指导自己人生选择的价值体系。中国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原因正在于此，虽然这里的“大学”与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大学涵义有所区别。
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的行动（当然也包括思想），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社会科学具有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特点。因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既具有与自然物，包括生物和非生物相同的一面即对自然规律的依从，也具有与它们不同的一面，那就是西方人所说的自由意志，即对自然规律的超越和抗拒。所以，人行动就在两种不同力量的撕扯中被决定，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自然的力量使人表现出类似非人的自然物的特点，比如成长变化、生老病死，以及饥而欲食，寒而欲衣等自然反应；而精神的力量却又使人能够反抗自然，比如宁肯饿死而不受“嗟来之食”。
自由意志表明人有一种强烈的内在驱动，使之超然卓立于万物之间。自由意志的作用使人的行动具有了两个不同于自然物的维度，一个是对自然限制的突破，另一个是道德的自律。但是，虽然自由意志对人而言也类似某种自然现象，是人生而有之之物，但它的作用却并不具有自然规律那样的必然性。自由意志的作用只体现为某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无论人对于自然限制的突破，还是道德的自律，都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
但无论如何，由于自由意志的参与，人的行动就体现出与其他自然物相比巨大的复杂性。我们要理解这种复杂性，进而理解我们自己，显然需要与之相应的知识。然而，从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开始的近代政治理论，为了提供一套对人类政治行为的科学解释，恰恰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回避了这种复杂性。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所理解的科学就是自然科学，即那种以非人的自然物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显而易见，这样一种政治科学必然专注于人类的自然属性，比如自私、恐惧、嫉妒、贪婪、竞争等等。基于这些对人而言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因素，近代政治科学的确揭示出人类政治行为中一部分基本规律，比如以权力制约权力等，我们必须承认并高度评价这一贡献。但是，对于理解和认识由人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行动，即那些企图挑战和超越自然规律的行动，或者人的道德自律，近代政治科学就无能为力了。
当然，由人的自由意志决定的行动的确非常复杂多样，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几乎无规则可循，因而的确超出了我们所理解的科学的边界，无怪乎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要避开它们。但如果不了解这些行动，我们对人的认识就只有一小半，只有尼采所说的“人性的、太人性（human, all too human）”的那一面。以这样一种片面的知识来理解甚至规范人的行为，在实践中就可能会出现重大偏差。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认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还需要了解人的另一半，即由自由意志所决定的那一面。
由自由意志决定的人类行为，特别是政治行为之所以纷纭复杂、难以把握，其原因就在于自由意志的作用只表现为一种可能。由它所决定的行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能有价值，也可能没有价值；可能值得推崇，也可能应该予以谴责。另外成功失败、有无价值等等还会表现出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对于此类行为的性质、状态及其结果，人们显然无法形成类似自然科学那样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和不变性的知识。因此无论对于这类行动进行功利的理解，还是道德的理解，都需要我们具有独到的视角、敏锐的眼光和清晰的判断，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对人对事的“见识”，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
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谈到实践智慧时认为，政治学更需要经验和阅历而不仅是理论的知识，因为实践智慧不能出自理论的推演，而只能来源于实践中对每一人每一事的体验和观察，所以他曾经表示年青人不适合学习政治学。不过好在休谟认为，所谓的经验并不一定非得亲历亲为，因为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所能经历的人与事毕竟太有限，而历史的经验则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个人经验的不足。这样的话，大家作为年青人，还是可以放心地学习国际关系，只要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认识到理论知识的局限性，更多地向历史求教就可以。历史的知识能够让我们充分感悟和体察与人相关的事情上的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并从中逐渐养成对人对事的敏锐的识别和判断能力。中国传统上没有政治科学，承担了政治学的功能的是历史，这并非没有道理。
自由意志发挥作用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形成人的价值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体系关系到人“何以为人”的问题。关于人何以为人，大家可能知道的一个答案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何谓“理性”，历史上有不同的理解。在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那样的政治科学家看来，理性不过是人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寻找最合适的手段的能力，至于目标的选定，则并非理性而是所谓“激情”的功能。在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古典思想家看来，理性则是人形成一套复杂知识体系的能力，而这套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就是道德意识，也就是人所谓的“第二自然”。之所以称“第二”，是因为道德意识并非人生而有之，而是教育与实践的结果；之所以仍然称之为“自然”，是因为它们虽不出于自然，但又不违反自然，因而是人的一种可能。
人是一种可能，那就不是必然。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既“不可妄求”，亦“不可必得”。不能随意求取，也未必一定得到。但对于什么样的原则可以成为道德原则，应该说我们还是有明确的标准。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近代的德国思想家康德也提出了所谓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简单讲就是推己及人，或者不仅仅把别人作为手段，同时也要把别人作为目的。可以看出，孔子的标准和康德的标准是高度相通的。它们都要求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不可动摇的基本道德立场。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学习者，也应该是我们看待和理解国际关系的基本立场，即把国家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与相互合作，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秩序作为基本的价值目标。由此出发，我们还应该拥有基本的正义感、对弱者的同情、对苦痛者的悲悯，以及对强权和暴力的拒斥。当然，这些都只是可能，而非必然，但仍然需要我们坚守，因为对于人类的和平与安宁，我们负有特别的责任。而且我认为，这些根本的道德原则，也并不会因为价值的多元化而有任何的改变，因为它们应该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价值底色。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经表示，现代社会只有两种人，即没有眼界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酒肉之徒。如果韦伯说的是事实，那么这也是他本人所强调的科学研究中事实与价值分离的结果。韦伯关于事实与价值分离的主张，在特定的意义上需要肯定，那就是不能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为一谈。我们不能因为某事在事实上存在就认定它在价值上具有正当性；也不能因为某事在价值上具有正当性就认定它在事实上具有必然性。但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避开价值问题，那就是学者逃避责任的一种托辞；如果人类的严肃思想真的放弃了对价值的追求，那么一个社会自然就会只剩下韦伯所说的那两种人。
价值或者道德作为一种可能，与人的见识一样，的确无法通过所谓的科学手段加以把握，因为它既不能从关于人的“不证自明”的前提推出，也不能通过经验得到可靠的确证，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把道德和价值问题同样归于“实践智慧”的原因。英国近代思想家休谟再次发现了这一点。出于同样的原因，康德把道德问题归于实践理性的范畴。这就意味着道德问题应该具有其自身的理解和认识方式。这个方式具体是什么，至今为止还没有普遍一致的答案。近代的德国浪漫派，比如席勒因为意识到价值无法通过科学理性加以把握，所以将其转交给艺术和美的领域。休谟也认为，道德行为有一种自然的美。很有可能的是，艺术和美的内在逻辑的确为道德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毕竟中国人早就清楚，道德教育主要不靠语言的说服，真正有用的是榜样的力量，是一种类似于崇高和美的感召力，所以才强调行胜于言。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不承认，道德原则真实存在，而且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意义重大，需要我们不仅在个人的生活中高度自律，而且更需要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在学术研究中予以关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如何为人类的道德原则提供一种真正合理的基础，克服价值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正是我们这一代学人肩负的历史使命。
自由意志发挥作用的两个维度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争端，这就既超越了所谓的自然规律，也确立了一项道德原则。由此可见，道德和价值也取决于我们的实践能力。这进一步意味着，学习和学习者人格的养成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学习者并非人与事的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而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和践行者。我们正是通过学习获得见识而提升了我们的认识和行动能力，通过养成价值体系而规范我们自身，从而不断走向人格的完善，并且最终摆脱韦伯所说的现代人的困境。正如黑格尔早就指出的那样，要彻底拒绝不可知论，就必须拒斥仅仅把知识作为工具的倾向。因为知识能改变我们自己，这是知识的作用最直接的证明。中国古人说的“知行合一”也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就此而言，人并非生而为人，而是通过学习和实践转变为人，即“学以成人”。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也不能从霍布斯的意义上去理解，即人生而具有争权夺利的本性，而是说人只能通过对政治的参与和实践才能最终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
各位同学，我们身处一个复杂多变、各种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的时代，迫切需要我们能够对世界、对社会、对自己做出清晰的判断，更需要洞悉事理，明辨是非，把握人生的方向。这既是我们为学与为人的基本前提，又是我们为学与为人的最终结果。如果我们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除理论知识的获取之外，能够更有意识地注重见识的培养和价值体系的确立，把在各方面不断完善自我作为更重要的目标，就无需“躺平”，也不必“内卷”，因为我们对标的对象不再是任何其他的人，而是昨天的自己。
最后，衷心祝各位同学在北大国关学以成才，更学以成人！
谢谢大家！
原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4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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