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月民主党总统拜登就职以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阶段。过去一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和多数分析人士的预测都不一样。拜登政府既没有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重置”（reset）中美关系，使之回到特朗普之前的轨道；也没有像另一些人担心的那样完全“特规拜随”， 奉行“比特朗普还要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中美关系既没有“高开低走”，也没有“低开高走”， 而是“低开平走”——上半年主要是双方交锋试探；下半年则在激烈竞争的同时探索合作共处之道。尽管中美关系没有出现我们所希望的范式转换，但是特朗普时期自由落体般的恶化势头得到缓解，应该说两国关系形成了某种动态平衡。
过去一年，中美关系的互动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2020年11月拜登当选到2021年3月，是“喊话”和“通话”的阶段；3月份以后进入第三阶段，亦即“对话”的阶段。
第三阶段又可以细分为几个小节。第一节以3月18日杨洁篪、王毅和布林肯、沙利文在安克雷奇的“2+2”战略对话为标志。特点是美方处于攻势，对中国的内外政策提出系统性的批判和指责，引起中方强烈反弹，直斥美方没有资格从所谓实力地位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第二节以7月25-26日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访华为标志。中方反守为攻，拒绝了美方提出的所谓 “竞争、合作、对抗”的三分法和对华“坏事做绝，好处占尽”的霸凌做法，并对美划出了三条红线，提出了两份清单。
至此，可以说双方把底牌都亮明了。此后，双方的高层对话和互动减少了相互指责，进入了着眼于管控和解决具体问题的第三节，包括阿富汗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台湾问题等。
第三阶段的高潮是去年11月16日两国领导人的线上峰会。拜登提出了“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 的新“四不”政策，这是对中方所提三条红线的回应，可以算是2021年中美关系中的一个亮点。
从以上中美之间高层互动的基本脉络来看，经过一年的磨合，双方在理念和认知层面上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和谅解。但反映到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上，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局面。
可以说，拜登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政治上，双方在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屡屡发生激烈冲突；安全上，拜登政府在南海、台海问题上不断冲撞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底线；经济上，虽然拜登政府停止了对华贸易战，但是“特朗普关税”依然高悬，科技和金融“脱钩”继续推进。
但与此同时，两国关系局部的改善和缓和也有迹可循，有限的合作开始出现。两国各领域高层对话有所恢复，有关新冠溯源的口水仗不了了之，孟晚舟案平和落幕，两国在气候变化、媒体问题上达成协议，双方在阿富汗、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以及防止核战争等问题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协调和合作。虽然这些有限的合作和协调仍然无法改变中美之间“竞大合小”的基本格局，但也说明合作还是有可能的，而竞争也并非没有底线——2021中美之间并没有出现重大的颠覆性危机。
当前的中美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出现这种空前的复杂性有多重原因。一是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上，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全面竞争战略。正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所声称的，虽然美中关系是复杂和多面向的，但是其核心是激烈的竞争。美国和中国大部分的接触都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但同时，拜登政府也提出要负责任地管控和中国的竞争，为两国关系建立所谓“护栏，” 以防止中美竞争失控而导致冲突。
换言之，竞争但不冲突，是拜登对华政策的一条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美方会不择手段和中国竞争以求胜出（anything goes）。这和中方以前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有部分重合的地方，不同的是对美方来说，“冲突”不要，“对抗”可以，而且“不冲突”是建立在竞争而不是合作的基础之上。
二是拜登对华政策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多重制约。拜登上台之际，面临国内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的困局。拜登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处理国内问题上，对他来说，“安内”是首要任务（first priority）。尤其是因为民主党在美国国会的多数党地位非常脆弱，拜登要推动其国内重要的立法议程，需要共和党的支持，所以他不会为了“安华”, 而牺牲其国内政治利益。
此外，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问题上已经形成高度共识。这从美国国会的反华法案层出不穷，且往往以高票通过就可见一斑。在美国政客的不断操弄下，美国社会也形成了一种反华、厌华甚至仇华的政治氛围，最近的民调也反映出这一点。在这种政治大环境下，拜登即使想要在对华政策上做出更大调整，在操作层面也有巨大政治障碍。
三是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团队整体而言对华并不友好。团队领军人物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作为民进党中生代建制派，虽然比较理性，但是充满傲慢和偏见，对中国内政和外交缺乏全面通透的了解，对和中国打交道也缺乏足够的经验。而在拜登政府安全、外交、经济等部门负责对华政策具体操作的中层官员则不乏从狭隘的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视角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少壮鹰派。”他们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但其关于中国判断常常基于西方的理论和概念，缺乏实证的经验。总之，拜登团队中，曾在历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通” 几近绝迹。
对于这样一支对华政策团队，人们很难抱有太高的期望。即使两国领导人谈得很好，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达成的共识能经由他的团队转化为实际政策，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听到中方提醒美方要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精神和共识，而美方却很少提起的原因。
四是特朗普政府留下来的对华政策遗产和惯性难以改变。特朗普执政四年，对美国对华政策动了中美建交以来最大的“手术，” 几乎涉及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大大偏离过去四十年中美关系赖以发展的政治基础，给两国关系带来巨大，甚至是永久性的损害。
以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极端反华派，力图使这些变化系统化、机制化、常态化——包括实施以关税为特征的对华贸易战，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极限施压封杀，全面提升美台政治与军事关系，美国情报执法部门制订以中国为目标的“全社会”行动计划，等等，其目的就是要使得中美关系各个领域出现的倒退变得不可逆转。很不幸的是，他们的目的基本达到了。拜登政府陷入蓬佩奥们挖的一个又一个“坑”里而不能自拔，想要“改弦更张”需动用大量政治资本，并很容易动辄得咎，被政敌攻击为对华软弱和绥靖。
最后，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年中美关系也受到双方互动的影响。由于中美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和常态化的沟通，双方都倾向于从“最坏情况假设”(worst-case scenario) 的角度去看待对方的言行，并常常由于媒体的炒作而被无限放大，从而加深彼此的对立和敌意。
双方非良性互动的两个典型例子是：去年10月以来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冲突，和12月双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对垒。在台湾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试图改变台海现状，踩了自己的红线，想通过反制行动来吓阻对方。而双方的相互威慑行为很可能因为媒体的炒作而被解读为对方准备改变既定政策、越过红线的前奏，从而增大中美之间发生“意外战争”（accidental war）的风险。中美围绕拜登的“民主峰会” 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展开的话语权之争，则加剧了双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拜登嘴上说不搞“新冷战,” 但是行动上却奉行“冷战”逻辑，难免会影响中美“在重要领域的对话合作”。
在可预见的未来，以上造成中美关系极端复杂性和充满内在矛盾的因素还会继续发生作用。如何应对中美关系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和挑战。它要求我们对中美关系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而不被“一时一事” 而困惑。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既要看到“高天滚滚寒流急”，也要看到“大地微微暖气吹”， 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战略定力，过去对中美关系的过分乐观和现在对中美关系的过分悲观都是片面的，无法反映复杂的现实。我们既要做最坏的打算，也要争最好的结果。缺了前者，那是幼稚病；放弃后者，过分强调中美必有一战，那是宿命论，也非上策。
2022年，内政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尤其大。年底，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由于内政不济，目前拜登的民调支持率持续低迷；如果上半年不能扭转局面，民主党很有可能在选举中惨败，失去两院的多数党地位。这样一来，国会共和党人不但会阻挠拜登政府一切试图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而且还可能会对拜登执政以来的对华政策背离特朗普路线的部分进行“清算”。2022年对中国的发展而言也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相关的外交人事调整大概率会对我国的对美政策产生辐射作用。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博弈和斗争中保持中美关系大局的基本稳定，将是对中美两国的重大考验。
文章来源：澎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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