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名鼎鼎的洛克菲勒家族，在上世纪美国有个比较有趣的说法：民主党是属于摩根家族的，而共和党是属于洛克菲勒家族的。共和党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关系非本文探讨的主题，但作为共和党籍的基辛格与洛克菲勒家族族长戴维·洛克菲勒之间的异同，却体现美国两位百岁老人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中国的态度，颇值得去考究一番。
在生活方面，基辛格生活习惯并不“健康”：工作狂、不爱好运动、常吃油炸、熏制食物、熬夜、喝酒。“富三代”戴维·洛克菲勒则是较为简朴、低调的，他虽然拥有庞大的财富支配权，却不烟不酒不玩牌不去舞厅，生活堪称朴素。
在政治方面，基辛格曾于1969年到1974年担任理尼克逊（美国第37任总统）政府国家安全助理，于1973年到1977年担任美国国务卿。戴维·洛克菲勒则对加入政坛兴致不高，早在1979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曾邀请戴维·洛克菲勒出任财政部长及美联储主席等职，均遭婉拒。
在外交领域，基辛格作为“有职责的外交官”，1971年7月9日，在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的授意之下，基辛格来到中国，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相关问题。从1971年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算起，至今他访问中国已有逾百次。基辛格离开白宫之后退而不隐，多年来仍活跃于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创办政治咨询公司基辛格事务所（Kissinger Associates），连中国政府也是该事务所的顾客。
戴维·洛克菲勒则自称为美国“没有职责范围的外交官”。他在1979年曾和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共同说服时任总统卡特，允许当时遭到驱逐的伊朗国王入美就医。戴维·洛克菲勒在担任大通银行董事长期间，曾到访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上百个国家，以商界领袖身份协助美国政府斡旋。
戴维·洛克菲勒还是最早到访新中国的美国银行家。1973年，戴维·洛克菲勒跟随尼克逊、基辛格的“破冰之旅”访华，并获得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会见。在会谈中，戴维·洛克菲勒提出由他担任会长的对外关系协会与北京的民间外交组织——人民外交协会之间建立一个非官方联系渠道的想法，得到了周总理的赞同。同时他还建议，由他担任理事长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与中国的有关机构进行合作，加强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交流。
为期十天的访华结束后，洛克菲勒更宣布大通曼哈顿银行已经取得受官方支持的中国银行在美国纽约的代理行地位，可以办理中美之间的诸多资金往来业务，从而成为第一家同中国建立业务关系的美国银行。他随后发起成立了促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并担任该会副主席，还主张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戴维·洛克菲勒此举一方面可建立与外国政府高层的私人关系，另一方面又能树立自身国际商业领袖的形象，而且还能给大通银行带来国际新业务和经济效益。
可见，这两位百岁老人，不管是否担任“外交官”，由于热衷于外交事务，拥有广泛国际交流经验，以及宽阔的国际视野，既利国家又利个人，都获得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在学术上，基辛格和戴维·洛克菲勒均为哈佛大学的博士。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美国歴史学家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他的这位老师曾为六任美国总统担任过政治和歴史问题的顾问。在老师的关照和哈佛大学校友的帮助下，他多次出席战后对国际形势的研讨会，积攒起了进入华盛顿从政的人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日后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就在这时候与其相识。
基辛格的博士论文是《被修复的世界：梅特涅、卡苏里及和平的问题1812—22》，论文主要观点认为，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协调国际秩序下的百年和平，主要归功于梅特涅和卡苏里并没有对战败的拿破仑法国采取过多的报复，而是更重视国际体系下的力量均衡。基辛格被公认为是国际关系学中世界秩序与现实主义权力平衡大师，其理论主要聚焦在美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何联合各种力量遏制苏联的强势状态，从而达到两极力量的相对的平衡。
因此，作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基辛格积极推行了缓和政策，从而改善了与苏联及中国的关系。而且，他的穿梭外交帮助结束1973年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巴黎和平协约》的谈判也使美国得以摆脱越战的长久梦魇。
基辛格的外交理念被支持者称赞为“实用政治”。作为经济科班出身的哈佛大学博士戴维·洛克菲勒，同样非常“实用主义”。戴维·洛克菲勒师从被誉为“创新理论”鼻祖的哈佛大学的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有开创性研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海耶克等名师。更多人不知道的则是，戴维·洛克菲勒与当代经济学泰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森穆逊（Paul A Samuelson）是同学，他们曾一起修读熊彼得的课程，森穆逊的成绩是A，戴维·洛克菲勒的成绩也不错，获得了A-。
在师长、同窗的潜移默化下，以及家族文化的熏陶，戴维·洛克菲勒在他的博士论文《Unused resources and economic waste》里强调，商人的决策，除了是逐利为目的，以期对盈亏表和收益报表的影响之外，还应对其工人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带来影响。他在其自传《Memoirs》中更强调，“利润方面的动机是成就的准则，但个人目标是通过社会形成的，而这些目标只有在符合和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目标时，才有意义和价值。”
这种兼善天下的价值观，戴维·洛克菲勒践行了数十年。其所在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事业庞大，戴维·洛克菲勒的祖父、父亲带领儿孙进行的最大一个海外慈善项目，就是在当时羸弱不堪的中国，建立起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多财著称，也以散财出名的戴维·洛克菲勒，也曾捐献纽约土地供联合国兴建总部，此举看似“吃亏”，但联合国总部建成之后，带动了周边由洛克菲勒家族持有的土地价格、摩天大厦的价值大幅提高，经济效益巨大。
拙文之所以将基辛格与洛克菲勒相提并论，是因为两人均有“中国情结”，均是中美关系近50年来的开拓和见证者，基辛格作为中美外交关系的开路人之一，洛克菲勒作为中美贸易关系的开路人之一，也均对促进中美两国的友好往来作出了贡献。
未来中美友好关系要持续和发展，需要有更多的这些百岁老人的贡献和推动——但问题或许是，现在美国，还有谁可堪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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