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政治家与先知——读基辛格《论领导力》

2023年4月13日，我在纽约拜会了亨利·基辛格博士。他亲手赠送给我《论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个案例研究》一书，并在扉页上签名“赠王缉思——自他的朋友亨利•A.基辛格”。这本书弥足珍贵，不仅因为这是基辛格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更因为其中凝聚着基辛格整个政治生涯中形成的战略思维，以及他对同时代的许多政治家和重大事件的观察和评价。本书的主要部分是夹叙夹议地评述历史人物，结论部分则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对当今国际政治的特点和走向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和展望。毫不夸张地说，在我读过的基辛格著作中，《论领导力》是最让我感动、最启发我思考、最令我折服的一部。

本书论述的“六个案例”，指的是冷战时期的六位杰出的领袖人物和战略家：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基辛格相当详细地介绍了这六位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成长过程、政治经历，并评价了他们对本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贡献、他们的历史地位，以及各自留下的精神遗产。本书也含蓄地指出了这六位人物的缺点、错误和留下的遗憾。

基辛格曾在尼克松政府中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兼任国务卿，因此同尼克松的个人交往和工作交集最多、最深。基辛格同其他五位领导人也都有亲身接触。按照书中的记载，基辛格同戴高乐只有过两次简短的单独交谈。他同阿登纳和萨达特的关系基本上限于国务活动和外交。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基辛格没有担任任何公职。基辛格说他和撒切尔夫人是“近40年的朋友”，却没有提供他们在政治活动以外个人交往的细节。在尼克松以外的五位领导人里，跟基辛格谈得上“过从甚密”的，唯有与他同年出生、交往超过半个世纪的李光耀。书中写道，2010年李光耀在夫人柯玉芝去世后，多次给基辛格打电话，诉说自己的苦闷和孤独，可见他们之间心心相印。

在记述了这六位领导人的创造性历史贡献之后，基辛格总结了他们每个人特有的品质：“阿登纳的正直和坚韧，戴高乐的决心和历史眼光，尼克松对盘根错节的国际形势的理解和决策的力量，萨达特寻求和平的高尚精神，李光耀在创立新的多民族社会的努力中显示的想象力，撒切尔夫人坚持原则的领导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仔细阅读本书前，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冷战时期世界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为数众多，为何基辛格单单对这六位领导人情有独钟？

这本书开篇的“导言”回答了我的问题。导言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页，却是画龙点睛之笔。我对照英文原文反复阅读了多遍，努力领会其深意和哲理。基辛格说，这六位领导人都是由他们所处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所塑造，而他们又成为本国社会和国际秩序演变的建筑师。其实，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之间的辩证关系。基辛格指出，人世间的大部分领导人不是目光远大型的人物，而是指导国家日常运作的管理型人物。但是在国家和国际社会面临危机的时期，需要的是本书所描述的目光远大、敢于担责、坚忍不拔的变革性（transformational）领导人。

在导言中，基辛格把领导力分解为分析能力、战略、勇气、性格几个方面。在他看来，与同时代其他众多的世界领导人相比，这六位战略家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们能够看透自己的社会处境，能够设计战略来管理眼下、塑造未来，能够以高超的手段推动自己的社会走向理想的目标，对自己事业的未来充满信心，而且随时愿意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基辛格把变革性领导人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先知和政治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政治家”英文是statesman，而不是politician。他所描述的六位政治家都是两种理想类型某种形式的结合。所谓“先知”（prophet）就是具备长远战略眼光，在了解并尊重历史的同时，敢于追求国家的理想愿景。基辛格说，“是不是先知要看眼光，是不是政治家要看分析能力和折冲樽俎的才干。先知只追求绝对结果。对于先知，妥协可能是羞辱的来源。对于政治家，妥协可以是路途上的一个阶段。这条路由大致相似的调整和细枝末节的不断积累铺就，但受目的地的指引。”

基辛格精辟地指出，身为战略家的领导人需要具备艺术家的素质，凭借本能的灵感，懂得如何利用现有的材料塑造未来。他说，历史真理与科学真理有所不同。科学家寻求可证实的结果，而熟读历史、身为战略家的领导人，则努力从历史固有的模糊不明中提炼出可供行动参考的见解。科学实验能证实或质疑以前的结论，科学家能够改动变量再试一次。战略家却通常只有一次机会，他们做出的决定一般是不可逆的。所以，战略家必须牢记自身的局限，在追求愿景时保持谨慎；在遭遇失败和挫折时，他们必须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诿过于人。

写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1989年10月在北京偶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时候，他跟我说的一段话。尼克松问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什么科目，我回答“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他微笑着说，“我在大学里也学过类似课程，但对我没什么用。政治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逐步理解了为什么连基辛格这样学富五车的智者，也把政治看成一门艺术，而不是可以经过试验反复论证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中国政治学者刘瑜写的一部政治学著作，书名就是《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基辛格还发现，他在本书中所研究的六位领导人，没有一个出身于权贵阶层，没有一个在事业起步时看得出自己以后将登上高位。人间疾苦和社会动荡给予他们正确的判断力，使他们能够看清社会，看清国家利益，并超越当时的普遍认知。同时，这六位领导人又都接受过择优录取的严格的中学教育。他们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学习的科目五花八门，尤其包括人文学科，好像在为未来在领导岗位上将会遇到的挑战做准备。担任领导人必须具备历史感和应付悲剧事件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接受的教育能帮助他们懂得世界，懂得他人和自己的心理。

本书中的六位领导人，还有其他一些基辛格所描绘的共性。他们都具有深切的国家身份感，不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他们最崇高的抱负是通过领导国家来服务本国人民。除了李光耀以外，其他五位领导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小被灌输了虔诚的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信仰虽各有不同，但都具有某些世俗功能，包括训练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教人反思自己的缺点，让人放眼长远。李光耀的信仰则体现为在他身上反映出的儒家传统同英国法治文明的结合。

本书举出许多事例指出，这些有所作为的领导人都以直截了当著称，他们不回避争议，不惧怕被指责为离经叛道，义无反顾地决策，事必躬亲地执行。无论在任上还是离任后，他们都没有获得过所有人异口同声的称赞，他们的政策也从未得到过一致支持。同时，他们遇到的抵抗，通常来自备受尊敬的反对派人物，且出于表面上看起来高尚的动机。埃及总统萨达特虔诚地信仰伊斯兰教，但这并没有妨碍他跳出传统的敌视犹太思想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观，为了本国人民的福祉和长远利益，冒天下之大不韪，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但他因此被反对派暗杀，最后悲壮地为国捐躯。基辛格将这类奋不顾身的行为视为“创造历史的代价”。想到今天还在继续以暴易暴的中东冲突，世间再无萨达特，再无同样因寻求和平而被国内激进分子暗害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本书对他也有不少描述和高度评价），不禁令人唏嘘。

在本书的结语部分，基辛格不无遗憾地评论道，塑造了前几代领导人的广泛而严格的人文教育，如今已不再流行。技术人员的量化教育一般是为以后的职业生涯做铺垫，而社会活动家受到的教育则高度专业化和政治化。“这两类教育都没有多少历史或哲学的内容，而历史和哲学从来是政治家想象力的源泉。”

基辛格认为，互联网客观上造成了思想混乱、社会分裂以及“群体管制”，把今天许多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分为“跟随者”和“影响者”，却没有“领导者”。他转引李光耀的话说，“我担心这样的过程产生不了丘吉尔、罗斯福或戴高乐。”他又说，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主导的时代，要再造卓越的领导力和对世界秩序的深刻思考，“有思想、有头脑的领导人必须顶住潮流，反向而行”。

不言而喻的是，基辛格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一定会将自己同这六位巨人相对比，关心自己在当代世人眼中的历史地位。基辛格没有担任过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但肯定具备了政治家和先知的双重品质，也同这六位战略家有类似的个人经历，可以同他们的成就比肩。不具备这些素质的作者，很难写出这类兼具哲学深度和历史细节的巨著。

在百岁生日过后的2023年11月29日，基辛格最终告别了人生，成为任人评说的历史人物。在一定意义上，这部《论领导力》也成为他对自己人生体验的总结，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

最后，我要向本书中文版的两位译者胡利平和林华，表示衷心的钦佩和真诚的感谢。他们还翻译了基辛格的《论中国》《世界秩序》《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等著述。这几本书释义之准确、文字之通达，均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水平。中信出版集团对出版发行同类著作更加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