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右）与薛力
薛力：在您看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是什么？
王逸舟：“一带一路”的推出一定要看到中国发展新阶段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跟前一代外交相区别。邓小平时代外交的主要特点是韬光养晦、休养生息，解决温饱和恢复国内基础建设的活力。第二代领导人时期的中国，重点不是走出去而是引进来。
到了新世纪特别是（中国）“入世”（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与之前大不相同。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小康型。第二，中国开始对国际社会有了更深的了解，关注的是怎么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各种前沿接轨。十八大以前已经在酝酿中国跟世界更多互动的氛围。从内部背景看，“一带一路”的提出有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它和改革开放积攒的红利，跟前期的各项重大改革有很密切的联系。
从外部背景来看，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是世界和平红利的年代。冷战结束，国际环境相对有利，大国对抗相对缓解，中国和美国经过“入世”后的磨合有很多重大合作。中国领导人曾在哈佛的演讲中谈到了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此后中国也延续了和平发展，继续改革开放，国家实力有了很大的积累，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开始猛进。
“一带一路”倡议开始时是单纯的经济合作倡议，旨在促进中国同中亚、东南亚的双多边关系。现在成了全球性的倡议，发展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下一步说不定还有全球生态倡议、全球高边疆倡议。新一代领导人均出生在1949年以后，生在红旗下，长在改革开放年代，如今中国拥有遍布世界的船队和港口码头，对联合国会费的贡献和国际组织捐款也越来越多，拥有越来越多的商务杠杆和综合能力。
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诸多宏伟蓝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习近平时期的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姿态，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趋势——中华民族开始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新一代的中国精英有更大的全球抱负。
这是10月14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附近拍摄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景观布置。新华社 图
薛力：您对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的整体评价是？
王逸舟：它确实获得了相当的进展，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大新品牌。
“一带一路”倡议对西方主导的秩序产生巨大的冲击。原来大多数国家的公共产品、方案、资金、技术都是美西方二战以后提供的，现在中国人开始发力了，变成了“打架买武器找美国人，发展搞建设找中国”，这确实反映出“一带一路”的成效，它向全世界提供了中国特色的某种公共产品。现在美国后院拉美有大概2/3的国家，已经把中国变成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世界各地，非洲、拉美、东南亚，甚至很多欧洲国家也是如此。
深圳过去有句口号叫“以港立市”，它早先通过搞特区，依据海港、城市发展起来。现在的“以港立市”有了新特点：这个港跟世界各大港展开合作，要在全球的港口联盟中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建设，以便让深圳发展更快。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带动。入世前中国的全球五百强企业非常少，基本上都是美国为主。现在的中国，五百强企业最多。这些“新地标”的出现跟中国大规模向世界进发有关。这些年来，中国国家电网集团全资管理菲律宾电网，在巴西、俄罗斯、西南欧的葡萄牙都有国网集团。过去中国人祖祖辈辈习惯了在国内休养生息。现在突然开始向全球各地进发。中国人开始用更大的格局去看世界和中国的关系。
薛力：东道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如何？
王逸舟：评价复杂多样。有的特别欢迎，特别是一些直接受益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习近平主席曾在讲话中说：“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也说过“在正常的国家间经济合作中，予和取应该维持大致的平衡”。
“取”是到世界各地拿我们所需要但是国内不够或没有的东西，“予”就是给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取予平衡，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国外站住脚并发力，这是新的全球发展观，“一带一路”就有这个构想。中国人的眼界、气势，中国人向世界进发的格局，在这代已经形成。
“一带一路”已经在全球造成了一种气势，但这个气势还是初级阶段，并不完美，需要改进与完善，中国的纠偏能力、反思能力、评估能力要跟上。
薛力：“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
王逸舟：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外交进取态势变得非常明显。国外叫aggressive，即咄咄逼人，我们自己叫奋发有为。最近这十多年主场外交很多，甚至包括借外交舞台走出去的各种地方特色特别多。然后是倡议，在国际组织、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中国发声的音量、频率大为增加。它就是一种气势，外交人想要更多发力。伴随这么大的气势，就有很多积极的举措，比如最近的沙特与伊朗的和解。
现在这么多的外交特使到世界各地去，从这些特使身上也反映出这一代外交人的进取心和雄心。
当前的中国很像“大国俱乐部”中的新人，对手是一帮精明的成年人，中国看上去个头很大，跑得也很快，但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法和经验有限，成熟度和精细度不够。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新人进去了，中国开始变成一个世界舞台上很活跃的角色，我觉得这是新时代外交的一个重要成就。过去外交是很神秘的事务，现在公众明显对外交有更多兴趣了，外交学习明显增多了。这不光是外交官、决策部门的变化，也是整个民族的一个新特征。
在印度尼西亚普哇加达拍摄的一列行驶中的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2023年9月3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 资料图
薛力：“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国家形象有什么变化？
王逸舟：外界对“一带一路”的评价众说纷纭，需要细细梳理。很多受益方的评价是积极的，尤其那些缺钱、缺技术、缺项目的地方。
抵触方就是传统的西方大国，他们是现有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不满的。陈乐民先生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持续十几年的原因是很多主导国担心中国人进来后会挤占他们的份额，所以会用种种方式明里暗里设限，让你不那么容易把他们原先安宁富庶的生活打乱了。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犹豫不决的国家。美国人不同，担心它的霸主地位宝座被掀翻。
这是两头，特别欢迎的和特别反对并持批判态度的。
很大一部分是可能受益、也可能受损的中间地带国家。我们现在注意两头比较多，国内注意好的、贸易经济红利的比较多，外部注意西方国家恶意诋毁的比较多。很多国家处于中间地带，我们不应过度看两极。一方面，中间地带的很多国家愿意看到经济上、贸易上与中国人展开合作。另一方面，他担心背后的政治安全目的，比如中国会不会把贸易武器化。它们对“一带一路”存在着复杂的心情，多元的判断，包括疑虑，这方面我们要细查。
通常大国对中小国家容易忽视，对比自己强或更狠的国家比较敏感，因而外交上处置起来可能面对想不到的局面。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被公认是发展很快的大国，需要留意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应，而不仅仅看到少数不友好国家的态度。我曾经去过东南亚国家讲中国外交，当地很多人不太理解什么叫“强起来”。我们讲“强起来”不是要拳头强起来，而是想要更加尊重自己，更加有自信，更加要民族的光复伟业。外界从其他方面想“强起来”，尤其西方文化中，强就是霸权，巨人嘴中说出强起来，比你小的国家会发抖。
薛力：中国新时代的外交概念，包括“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伙伴外交、全球治理等有何关系？
王逸舟：现在外交上大词比较多。这些概念都反映出了新的气势。可以大体上梳理这些概念，比方说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开始时更多是双边概念，像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后来发展成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网络。这个网络跟西方的军事盟友网络不一样，它不是要求一块出兵，而是互利共赢的、更广义的。
薛力：“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主要遇到哪些挑战？
王逸舟：我在《外交能力评估》一文中讲到，新时代中国外交缺反思和评估机制。反思和评估就是对已经出台的政策做出认真的、细致的、客观的评价，哪些做得对、做得好，哪些可能出了新的问题或漏洞，哪些是我们过去的短板要把它补上，诸如此类。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几十个国际组织铺开，我们也要看到新冠疫情这类超预期因素，看到合作国家存在的内乱、政变、国家破产等外部状况，以及脆弱国家、失败国家的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情况是需要被评估的：“一带一路”在经历了快速进展之后，哪些地方要收缩战线，哪些地方要继续推进，如何跟当地的国情、政治安全形势、人文环境对接。做好这个评估，下一步我们的企业、地方、公众在走出去的时候就会有更加稳妥有效的安排、更加细致周全的保障。
现在的问题是，评估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能够找出一些（零碎的外交评估），但是总的来看评估机制不太成熟。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外交评估很大一部分是复杂多维的动态纠错过程，不管是通过议会质询，或者智库媒体的批评，还是通过部门内部的定期评价总结。比如，日本有一个定期发布的政府白皮书（ODA《开发合作白皮书》），能够查到具体项目、实施情况、金额多少、谁负责。我们也有过白皮书，是不定期的，很长时间发一个，研究人员从这个白皮书上找不出完整材料。
做这个评估实际上很难，但是从我们作为一个纳税人，或者作为研究者，这特别重要。外交能力建设是中长期规划，短期内做不到。但是我们至少要把它提出来，用比较可接受的、去敏化的方式说出来。这种反思机制、评估机制、纠错机制是长远能力建设的一部分。我现在做中国外交能力评估课题，是希望经过10到15年的发酵、改进，慢慢成熟起来。后人会意识到，这个研究是有前瞻性的。
薛力：国企与民企如何在“一带一路”共建中更好发挥互补作用？
王逸舟：对，就是互补。因为现在央企、国企底气足，技术含金量比较高，所以在很多跟国外合作的、含金量比较高的重大项目和领域中是主力。像国家电网投资运营菲律宾能源网。未来“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建设中，大型企业还是领头羊。
但是，另一方面，民企的积极性发挥不够。央企、国企的积极性已经起来了，你不说它也会自动成为主力。中国未来发展到底能不能够真正尊重市场规律，而不是政治意愿主导，这才是一个大问题。
总之，我希望突出以下三点：
当今这一代中国领导人确实有宏图、气势，“一带一路”也确实取得了重大进展。它带有历史必然性；
“一带一路”总体来说是有收效的，是中国新时代的一个很亮眼的名片。但也确实存在需要反思的问题。在海外，抑或国内的老百姓对此不了解，各种议论都需要认真分析；
我觉得最重点的是，如何让“一带一路”在未来走得更远更好，让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真正能够落实。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改革完善自身体制机制上的问题，是让“一带一路”更好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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