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中都曾经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什么才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首先，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一定是以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增长目标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首先要在短期内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于精准脱贫目标。然后，按照我国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要全面提升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充分理解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可行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居民收入都得到长足的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巨大的提升。我国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在该年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形成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比重逐年上升。2016 年人民币加入 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且人民币直接交易币种不断丰富，交易服务不断完善，人民币直接交易货币（包括欧元在内）总数已达22 个。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强。其次，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一定是着力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比之前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些改变既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反映了党和国家在事业发展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提出的重点要求。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必须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加。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已经达到 8000 美元以上，到 2020 年我国人均 GDP 预计将达到 12000 美元左右。整个收入水平下的消费需求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标志之一就是恩格尔系数在 2016 年为 30.1%（国家统计局数据），比 2012 年下降 2.9 个百分点，接近联合国划分的 20%至 30% 的富足标准。因此，这一阶段下人民追求的不再仅仅是温饱而已，而是已经进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样，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就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增加的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必须服务这一需求。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要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问题。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体现在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增长结构的不平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等，而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需要解决这些“不平衡的问题”。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要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充分”问题。我国经济的不充分不是消费不足，而是供给不足的问题，特别是高端供给不足。从下面几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2014年我国居民出境旅游 1.07 亿人次，消费达到 1648 亿美元；而到 2016 年，居民出境旅游 1.22 亿人次，境外消费超过 261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增长远远超过我国国内消费的增长速度。另外，商务部数据表明，2015 年我国消费全球奢侈品1168 亿美元，其中 910 亿美元发生在国外。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我国居民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那么，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解决我国供给不充分的问题。怎么才能做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首先，必须围绕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为引领，以建立创新型国家为增长动力。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已经取得较大成效，从 2000 年到 2015 年，我国的 R&D（研究与开发）支出占 GDP 的比例有较大的提高，已经超过 2%，是世界上 R&D 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我国专利的申请数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每年获得的专利数已经达到全球第三。但是我国目前的创新指标远没有达到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 2015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创新指数在 142 个国家中排在 29 位，远没有达到我国 GDP 在全世界的地位；我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在 2015年达到 55%，没有达到创新性国家的要求（一般要求 60% 以上）；而且我国的技术成果转让率不高，目前不足 10%，而发达国家一般在 40%—50%。因此，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应该进一步提升创新水平。一是要加大教育投入。二是还需要继续增加 R&D 投资。不仅要提升我国整体 R&D 支出占 GDP 的比例，同时要改善 R&D 的结构，加大基础研究在 R&D 总支出的比例。三是需要大力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大企业可以承受的，而中小企业具有天然的灵活优势。四是创新需要制度环境，需要政府加大专利保护力度，发挥政府对创新的激励引导作用。其次，必须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进结构优化。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依然突出。2015 年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深改组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为此，我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其原因，首先是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改变，外需减少，产业产能过剩。其次是国内供给出现结构性问题：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体系满足不了消费需求，消费转向国外；低端产能过剩；环境资源约束到达峰值，不能忍受进一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提高，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是生产成本已经是高收入国家水平。最后是企业税负较高。再次，必须主动化解经济风险，特别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国宏观经济层面上的最大风险在于目前我国的信贷规模。2003 年到 2016 年，银行总资产从 28 万亿上升到 232.3 万亿，占 GDP 比重从 204% 上升到 312%；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从 2008 年不到 100% 上升到 2016 年的 143%；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占 GDP 的比重在 2016 年达到 210%；M2/GDP 也在2016 年达到 229%。最后，虽然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不高，但是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在 2016 年底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77 倍，这会导致金融部门不良贷款的增加。不良贷款的增加加上美国的加息和缩表会增加我国未来的经济风险。随着不良贷款的增加，资本会离开中国，导致即使我国目前流动性很强，企业贷款利率也会很高、企业成本提高，导致对于利率敏感的房地产和制造业出现问题，进而进一步加剧银行的不良贷款。如果再加上美国的加息，会进一步加快资本的外逃，从而使企业的成本进一步增加。在 2017 年 7 月中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强调金融要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央行也在积极应对，控制不良贷款，同时主动降低 M2 的增长速度，目前我国 M2 的增长速度已经降到近几十年的最低，只有 8.8 个百分点。另外，还应该审慎考虑资本项目的开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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