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奇迹般崛起，极大地塑造了亚洲的区域秩序。在此期间，中国学术界围绕中国在区域秩序上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目标提出了多种观点。这些学者的观点在不同程度上预测与影响着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因此，了解中国学者如何看待和辩论区域秩序问题，对于把握亚洲地区秩序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梳理2012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主流学者围绕亚洲地区秩序展开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包括以下9个问题：
1.中国是否应与俄罗斯结盟；
2.中国是否应向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
3.如何分化美国在区域的联盟体系；
4.如何看待亚洲新安全观；
5.如何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
6.如何看待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和金砖国家发展；
7.如何看待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塑造区域秩序中的作用；
8.如何看待东北亚区域秩序；
9.如何看待“朝贡制度”和“天下体系”。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如何站在不同角度看待区域秩序，这些观点虽未能做到面面俱到，但通过对这些有关区域秩序的重要问题的辩论进行梳理，我们能够获得对中国在亚洲地区秩序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思想图景的大致了解。
中国是否应与俄罗斯结盟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不久后，华盛顿宣布了“重返亚洲”战略，在根本上导致了“轴辐”体系（美国在其中作为枢纽与多个亚洲国家建立的双边安全联盟）在亚洲的强化。相应地，中国学者将对区域秩序的关注转移到了中国对美国主导的联盟网络的反应。2012-2014年间，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展开了一场讨论。一些学者坚持建立中俄联盟，另一些学者虽然不是中俄同盟的积极倡导者，但认为不应排除建立中俄联盟的可能性。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可以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保持“准联盟”或“弱联盟”关系。耐人寻味的是，还有不少中国学者坚决反对建立中俄联盟的主张，尽管他们各自所持理由不尽相同。
自冷战结束以来，北京一直在不断加强与莫斯科的双边关系。1996年，北京和莫斯科宣布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中俄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就任后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的访问中表示，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2014年，中俄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全面战略关系进入新阶段。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升级之际，正值中日因钓鱼岛领土争端而矛盾激化之际，也恰逢北京因华盛顿“重返亚洲”战略而承受的战略压力增大之时。显然，中国有意释放信号：为制衡美国的战略包围，北京保有与俄罗斯加强联系的选择。
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是中国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也是中俄结盟最坚定的倡导者之一。自2011年以来，阎学通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详细论述其观点。他认为，目前北京和莫斯科的战略和安全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而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很难缓和。因此，与俄罗斯合作对中国来说更为有利。阎学通认为，与俄罗斯联盟可以有效缓解中国北部和西部边境的安全压力以及美国在中国东部和南部边境对中国施加的战略压力。
但并非每个中国学者都赞同阎学通的看法。事实上，一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较为中立的立场。例如，中国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的冯绍雷并不赞成中俄立即结盟，而是暗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没有“上限”。此外，复旦大学的孙德刚认为，中国可以寻求与俄罗斯发展“准联盟”关系。建立“准同盟”的战略可以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朋友，同时避免中美关系变得更具对抗性。北京大学的王栋解释道，中国在亚洲的战略目标不是“将美国赶出东亚”。未来中俄正式结盟的可能性不大，除非两国迫于美国不断上升的战略和安全压力。在此之前，中俄更有可能寻求一种对冲战略，而不是僵化战略，使其面临更少的战略风险但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
尽管有少数中国学者主张北京应该与莫斯科结盟，但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这一政策。相反，中国政府重申，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本质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事实上，早在2011年这一问题开始引起争议时，就有不少中国学者强烈反对追求与莫斯科结盟的想法。有的学者认为，中俄在历史上曾三次结盟，但每次结盟都是昙花一现，中国的安全也在最终受到严重损害。时至今日，双方公众都对中俄结盟这一问题存有疑虑。此外，俄罗斯人对成为中国的“小伙伴”也持谨慎态度，极力避免被拖入中美之间对抗的泥潭中。最后，两国经济联系已不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紧密，俄罗斯方面担心过度依赖中国会使自己成为中国的“附庸”。
目前，美国对中俄施加的战略压力还远未达到北京和莫斯科认为必须结成正式联盟的地步。在不结盟的情况下缔结伙伴关系（结伴不结盟）在两国政府看来是一种成本更低但收益更大的战略选择。尽管在过去两年中，中美关系在贸易争端方面日趋紧张，但北京和莫斯科尚未表露出正式联盟的意图。当然，在某些问题上中国仍有可能与俄罗斯结成战术联盟。
中国是否应向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
与主张和俄罗斯结盟的极少数中国学者相比，更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有必要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他们认为中国仅仅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是不够的。阎学通也是最强烈主张中国应向邻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换句话说，就是希望中国能够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如果中国拒绝这样做，中国可能被其他国家认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甚至是一个“不道德的，不可靠的”大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周方银用略有不同的理由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周方银认为，确保周边国家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难以缓解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安全担忧。一些美国的盟国可能会误认为，中国给周边国家提供经济利益是出于对它们与美国结盟的担心，因此这些国家在安全问题上反而会更坚决地“与美国站在一边”。因此，周方银认为，单靠经济政策无法化解以美国为首的区域联盟对中国的威胁。
但事实上，除了与巴基斯坦等伙伴国开展相对紧密的安全合作外，中国政府并没有明确表示为其他任何国家提供安全保护。
如何分化美国在区域的联盟体系
尽管大多数中国学者都认为与俄罗斯结成军事同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如何应对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始终是中国学者不容忽视的问题。华盛顿宣布“重返亚洲”战略后，许多中国学者就如何打破美国对华战略包围、分化美国与盟国关系、缓解美国对华战略压力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南开大学的刘丰认为，中国有两种方法来“拆解”美国的同盟。第一种方法是“统一战线”；刘丰认为，中国应与不同国家围绕不同的政治、经济或军事问题结成联盟，并尽可能团结更多的朋友。第二种方法则是利用经济杠杆改变美国盟友的动机；换句话说，就是继续向对中国友好的国家提供经济利益，同时对制造麻烦的国家进行经济惩罚。
同济大学的钟振明认为，中国可以采用“楔子策略”来分裂对手。对于美国联盟体系中的弱小成员，中国可以采取接触、安抚、谈判等战略措施，必要时甚至可以予以“适度压力”使其断绝与美国的关系，为中国崛起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高程认为，中国应该对不同的周边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给予各国的好处的大小应与这些国家的对华友好程度相一致，以消除一些周边国家试图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向中国施压以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的幻想。她认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有必要防止一些美国盟友企图通过制造麻烦利用中国的“维稳”心态。中国应继续努力维护那些与中国没有领土争端的美国盟友的中立性，避免形成一个以遏制中国长期发展为目的的进攻性的中国周边联盟。
周方银比较了“再保证”和“施压”两个策略的效果。他认为，即使中国试图让美国的盟友放心，这些国家可能也不会就此放弃美国的保护。毕竟，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从美国获得更多的安全保护对这些国家来说永远是有利的。相反，如果中国对这些盟友施加安全压力，他们将迅速意识到与美国维持同盟关系并非零成本的，而是带着安全领域的风险。周方银也提醒道，中国不应施加过度压力，否则将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甚至受到战略孤立。相比之下。复旦大学的祁怀高认为，鉴于当前中美实力差距较大，中国不应对美采取“硬平衡”战略，“软平衡”或“制度平衡”是首选战略。值得注意的是，祁怀高认为，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与美国主导的地区联盟体系是兼容并存的。
清华大学的孙学峰和黄宇兴认为，决定未来东亚秩序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是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而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即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为了巩固和深化两位学者所提出的“地区协调共治秩序”，他们认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有必要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
不少学者注意到美国主导地区秩序的能力在下降。复旦大学著名美国问题专家吴心伯认为，美国塑造区域秩序的能力在大幅下降，美国未能主导东亚峰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显然，美国已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的霸主。然而，另一位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南京大学的朱锋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朱锋认为，在中美可预见的于亚太地区展开的战略竞争中，美国将保持“积极且有利”的地位，建议中国不要采取“战略冒险主义”，并提醒中国任何咄咄逼人的行动都可能招致美国的强烈反制。也有学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复旦大学的韦宗友认为，东亚安全秩序是建立在“大陆-海洋分离结构”的基础上的，中美应该像1972年的北京和华盛顿一样做出让步，达成第二次“战略妥协”。中国应承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合法权益和军事存在，美国应承认中国在东亚沿海地区的合法海洋权益，接受中国从“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和平过渡。中国应保证不以武力方式解决领土争端，作为对等回应，美国应承诺限制其东亚盟国的单边挑衅行为。韦宗友的观点与中国最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之一王缉思提出的“两个秩序的共同演进”观点不谋而合。王缉思认为，美国应该尊重而不是主动挑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内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选择尊重而不是挑战美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所享有的领导地位和华盛顿所倡导的现有国际秩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周方银和外交学院的凌胜利都表示，面对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联盟体系，中国应积极发展区域内的“小多边”合作，以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与建立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地区安全机制。例如，推动中美日之间的多边合作，或者是中美韩、中美澳之间的合作，以助于缓解这些美国盟国对中国的安全顾虑。
有趣的是，一些中国学者将韩国视为中国分化美国同盟体系的可能“突破口”。吉林大学的黄凤志和他的合作者认为，中国应该加强与韩国的军事和经济合作，以减少韩国对美国的依赖。他们认为，中国可以在必要时对韩国实施适度的经济制裁和战略惩罚，以防止韩国继续强化与美国的关系。阎学通则更进一步主张中韩结盟。如果中国成功地与韩国结盟，那么尽管作为美国的盟友，首尔也很有可能在中美竞争中采取中立立场，而不是站在美国一边与中国对抗。当然，阎学通也承认，中韩之间立即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性不大。曹玮、杨原与周方银试图从对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考察中寻求对当代中国的战略启示。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古代亚洲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小国同时与两个相互竞争的大国结盟的情况，他们将这种特殊的战略模式定义为“两面结盟”。他们具体考察了朝鲜半岛上两个连续的古代王国——高丽（公元918-1392年）和朝鲜（公元1392-1910年），前者同时与当时体系内两个相互竞争的大陆大国——辽和北宋结盟，后者与当时体系内两个相互竞争的大国——明朝和满洲后金结盟。得出的结论为，两个相互竞争的大国的势力范围不一定是泾渭分明或零和的，小国有可能同时宣誓效忠两个相互竞争的大国；这个有趣的发现显然与传统的联盟理论相悖，他们的研究也暗示着尽管韩美已经结盟，中国仍有可能加强与韩国的关系，甚至与之结盟。
关于亚洲新安全观的讨论
在2014年5月举行的第四届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呼吁在亚洲实施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战略。习主席指出，“我们要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习主席反对冷战与零和博弈思维，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主张“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他特别强调，“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姜志达表示，亚洲新安全观的核心价值观是开放、包容和合作共赢，所有国家都有参与平等区域安全事务的权利，任何国家都不应试图垄断区域安全事务。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的韩爱勇也认为，中国倡导的新秩序是开放的、弹性的和灵活的，而不是封闭的和排他的。韩爱勇也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在东亚拥有强大的存在，与美国合作以及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体系会是未来亚洲安全秩序的重要特征。
中国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被一些西方学者批评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但中国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复旦大学的沈丁立表示，“亚洲新安全观”倡导亚洲多边安全和集体安全，为构建亚洲合作安全体系提供了强大动力。亚信峰会应继续借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的经验，发展成为更具实质性的区域安全架构。
在《南风窗》发表的一篇专访中，周方银指出，中国的亚洲新安全观与门罗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中国领导人从未提出亚洲事务应由中国或亚洲其他大国主导的观点。亚信合作机制的升级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地区国家产生心理冲击，从而削弱美国包围中国的战略预期。在同一访谈中，著名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认为，尽管“亚洲新安全观”与“门罗主义”截然不同，但不排除中国有意借此“对冲”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的可能。
如何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
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新政府迅速推出“印太”战略，对不断变化的区域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战。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有何影响？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战略？中国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韦宗友指出，“印太”战略的前提是明确承认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由此预见“印太”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正面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孙茹认为，中国应采取“大周边”战略对冲美国的“印太”战略，在加强对周边国家投资的过程中，“既要加强与俄等地区大国的磋商和协调，也要重视与亚太广大中小国家的关系，争取‘中间地带’的支持”。
少数中国学者认为，印度是应对美国“印太”战略的突破口。例如，复旦大学的印度问题专家林民旺认为印度对美国缺乏战略信任。特朗普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印度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间接增强了中印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的动力”。鉴于中国和印度都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林民旺认为，只要中国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邻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就无需过于担忧“印太”战略。然而，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的印度问题专家叶海林却持有不同观点。叶海林担心，中国奉行过于宽容的对印政策或存在风险：如果过度争取印度，反而有可能被印度乘势“讹诈”。
不少中国学者预测美国“印太”战略可能无法顺利实施。例如，凌胜利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及其对多边主义的敌意疏远了许多亚洲国家，中国应借此机会改善与该地区其他大国的关系。2018年以来，中国与印度、日本关系的改善提升了北京在"大国协商"中的影响力，凌胜利认为这将对亚洲未来区域秩序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复旦大学的赵明昊认为，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部分东盟国家担心“印太”战略将挑战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韩国也十分谨慎地选择“袖手旁观”。赵明昊的观点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王鹏的认同，他认为东盟是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薄弱环节"，中国可以加以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张洁认为，东盟的“印太”愿景旨在平衡中美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持“印太”地区的包容性，与美国地缘政治色彩浓厚、以中国为重点的“印太”战略有所区别。因此，张洁认为，中国应支持东盟的“印太”愿景以便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相抗衡。
与上述学者的观点不同，中国人民大学的宋伟较为悲观地认为“印太”战略可能使中国陷入不利地位。他认为，“印太”战略的推出可能为四边安全对话（也称为QUAD，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个大国组成的非正式安全机制）演变为针对中国的更正式的联盟铺平道路。中国想要试图阻止此类联盟的出现已非易事。
有趣的是，与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官方“印太”战略文件不同，中国学者并未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与“印太”战略之间是零和关系。例如，中国海洋大学的庞中英认为，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成功实施此计划，但作为应对“印太”战略的“和平而巧妙”的方式，中国应积极考虑加入“印太结盟”。同样，复旦大学的赵华胜认为，亚太与印度洋的联系与中国的利益切实联系。因此，中国应将“印太”战略视为“渗透”印度洋地区的一种方式。此外，“印太”战略不会阻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经济上对中国有利。因此，中国应该参与“印太”战略中的经济合作。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也认为，中国可以不用完全拒绝“印太”战略。金砖倡议和“印太”战略是相互兼容的，中国可以选择性地配合“印太”战略的“合理内容”。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发展的争论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争论
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SCO）的成立是中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追求更加平衡的地区秩序的重要标志。上合组织成立之初共6个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2012年以来，扩员成为上合组织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扩员将使中国在塑造未来区域秩序方面更具优势，而另一些中国学者则对上合组织扩员持更为谨慎的态度。2012年以来，围绕上合组织扩员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兰州大学的中亚问题专家陈小鼎在文章中认为，尽管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趋势不可避免，但急于扩员将弊大于利。在俄罗斯希望通过推动上合组织扩员与美国抗衡的同时，中国应注意到扩员可能会降低上合组织的组织效率，破坏中国西北边境的稳定，甚至将上合组织变成反美集团。兰州大学的另一位中亚问题专家曾向红担心，如果印度和伊朗加入上合，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可能会被削弱。曾向红提醒，在最坏的情况下，俄罗斯和印度可能会联手“挤压”中国在上合组织中的影响力。
当然，也有学者赞成上合组织扩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与中亚问题专家王晓泉认为，总的来说，上合组织的扩大对中国来说是积极的。尽管美国有意趁印度加入之机在上合内部制造分裂，破坏上合的政治合作，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有利于“中俄印三驾马车”共同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极大提高上合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传播“亚洲新安全观”。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与中亚问题专家李进峰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既带来宝贵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总体而言，机遇大于挑战。上合组织扩员后的发展前景将取决于中俄能否建立有效的互动机制。
到目前为止，随着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加入上合组织，支持扩员的观点更多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青睐。中国政府认为上合组织是帮助建立多极化和更加平衡的区域秩序的重要机构，上海合作组织或将继续发展扩大。
关于金砖国家发展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首席分析师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在2001年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一词，指代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主要新兴经济体的联合。2010年南非加入这一联合后，缩写词的含义扩大为金砖国家（BRICS）。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被视为重塑区域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尤其是自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的首次正式峰会上建立定期会晤机制以来，金砖国家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政界的热门话题。
一些中国学者对金砖国家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复旦大学的朱杰进指出，2012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标志着金砖合作从“理念”迈向“现实”，有助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进而塑造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人民大学的蒲俜教授指出，金砖国家一致同意建立公平、平等的世界秩序，坚持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多边机制。因此，金砖机制对中国的多边外交具有战略价值。
然而，也有学者对金砖国家的前景持谨慎态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郭树勇认为，即使金砖国家的持续增长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对区域秩序的主导权，金砖国家也无法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同样，庞中英也认为，由于金砖国家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和脆弱性，不宜过早高估金砖国家合作对现有全球和地区治理结构的影响。金砖银行或新开发银行及其应急储备基金尚不能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挑战者”或“替代者”。
关于东盟与区域秩序的争论
中国学者对东盟一体化的讨论始于2000年前后。自2012年以来，大多数中国学者支持东盟一体化，但仍有少数学者持怀疑态度。
同济大学的著名战略问题专家门洪华明确指出，中国应支持东盟在地区一体化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都不可能在区域秩序中起主导作用，而美国试图主导东亚秩序的行为也引起了东亚国家的普遍警觉。因此，在此基础上，继续支持东盟在未来区域秩序塑造中的中心地位，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战略利益。
北京大学东南亚问题专家翟崑认为，东盟试图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主张东亚峰会在区域秩序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东亚峰会的发展将有助于促进更加平衡的区域秩序，因此，中国应抓住这一机遇，重新制定参与东亚峰会的积极战略，从而为相关利益方带来“良性互动”和“适应性的共赢结果”。吴心伯指出，中国与东盟对区域秩序的看法相似，都主张包容和开放，强调平等和建立共识的原则。吴心伯认为，这种相似性是“亚洲方式”和“亚洲经验”的体现。中国、美国和东盟是三个关键的行为体，三者的偏好和政策行为将极大地塑造未来的亚洲区域秩序。有趣的是，吴心伯认为，中国和东盟的联合力量将大于美国单独的力量；因此，任何未来的区域秩序都将更多的带有“亚洲印记”。外交学院的任远喆认为，东南亚将出现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国提供经济公共产品，美国加强军事同盟，东盟在区域一体化中发挥主导作用。总之，中国由于地缘优势，在与东盟合作方面仍占据主动，中国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是大势所趋。
然而，少数学者对东盟一体化持谨慎态度。暨南大学东南亚专家曹云华指出，东盟在区域一体化问题上一直将自己视为“东道主”，视其他大国为“客人”。因此，在受益于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东盟仍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保持警惕，并试图拉拢美国制衡中国。没有东盟的支持，任何大国都无法主导未来的区域秩序。因此，东盟在构建新的区域秩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问题专家葛红亮认为，东盟始终期望在处理地区事务中“坐在驾驶座上”，利用均势维护区域和平。近年来，东盟通过区域多边机制对中国采取了软平衡战略，反映了其对华疑虑在上升。
关于东北亚区域秩序的争论
东北亚地区秩序是中国学者多年来争论的另一个重要议题。2012年之后，少数中国学者提出要消除或淡化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然而，中国学者并不主张将美国排除在东北亚之外；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追求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共同领导”，以渐进的方式建立新的区域安全架构。
外交学院的周永生认为，鉴于中韩日三国都保留着深厚的儒家传统，应将儒家思想提升为东北亚区域秩序的主导思想。同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薛力也提出要重建以中国的“礼”文化为基础的秩序。但这样的中国礼治秩序不应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而应与之兼容并存。
复旦大学的沈丁立认为，东北亚地区需要构建新的安全架构，但这一目标并不要求立即解除美国构建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事实上，沈丁立认为美国所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东北亚安全架构共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韩国问题专家王俊生认为，中美“双重领导”是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的理想方案；中美应该共同发展相互依存关系，而非相互猜忌或试图削弱对方。同样，复旦大学韩国问题专家石源华也认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美两国在安全合作上的所谓“兼容并存”将是区域安全动态的主要特征，也是亚洲区域合作的重要前提。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要求美国从东北亚撤军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这一做法不仅会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破坏亚洲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韩国问题专家董向荣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董向荣用一个生动的比喻——“修庙而不是拆庙”来形容中国的做法：中国一直主张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和东北亚地区进行渐进式改革，而不是一味推翻现有体系。
也有其他学者主张大国协调在东北亚地区秩序构建中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晶晶认为，大国协调是解决东北亚秩序问题的主要途径，中国不应主张完全消除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高程也指出，在区域安全领域，中国的战略目的是构建以中美为首的大国协调机制，让大国共同对区域国家施加影响。
渐进式推动区域秩序转变的做法得到了中国国内诸多学者的赞同。不仅如此，许多学者还进一步认为，这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转变的有效途径。例如，复旦大学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唐世平认为，中国应该尽可能地与包括霸权国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共同促进国际秩序的稳步改善和转型，从而为世界带来益处。唐世平认为，中国从来没有试图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根本基石，而是通过合作寻求其渐进转型，以期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带来益处。唐世平提醒，中国应审慎评估与政策相关的成本和风险，避免陷入“战略扩张”或“战略透支”的境地。
关于“朝贡制度”和“天下体系”的争论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一些西方人士开始相信中国正试图恢复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或“天下秩序”。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18年6月，马蒂斯在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称，中国“有着改变现有世界秩序的长期图谋”，并补充说，“明朝是他们的楷模，尽管这个朝代是以更强势的方式，要求其他国家对北京进行朝贡”。2005年和2009年，中国政治哲学家赵汀阳先后出版了两本著作，试图提出一套天下理论。为了更新旧儒家的观念，赵汀阳将“天下”定义为由三个层次组成的世界：物理世界（天空下的所有土地）；心理世界（人民的普遍感情）；以及制度世界。赵汀阳称“天下”是最高层次的政治单元，是比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更好的体系。赵汀阳的作品，连同朝贡体系的思想，引起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激烈争论。
清华大学的王庆新从儒家的“天下/朝贡体系”与现存国际秩序的根本矛盾出发，指出儒家伦理或王道不必通过建立“天下体系”来体现；“天下体系”也未必比现代国际秩序更好。王庆新认为，恢复儒家的“天下体系”是不可能的，但他承认儒家伦理和基督教文化价值观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具有普适性，因此可以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指导。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胡键对赵汀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天下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建构合法性和促进民族主义的工具。胡键认为，天下是中华帝国内部的一个政治单位，是统治者维护中华帝国“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天下”一词不应出现在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词汇中。
对朝贡体系的批评还有很多。例如，兰州大学的杨恕认为，朝贡体系的维系依靠的是中国的权威和文化影响力，而不是中国的实力。而事实上，大部分中国的周边国家并没有像中国所期望的那样在文化或政治上认同中国。因此，朝贡体系是一个松散的体系，不具有现代国际关系中多边制度所具有的同样的约束力。北京大学杨保筠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试图恢复历史上以中国为主导的朝贡体系为基础的“华夷秩序”，而是倡导进行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合作。
总之，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并没有被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广泛接受，他们虽然相信中国古代的一些政治哲学可以对当今的国际体系有所裨益，但反对恢复等级森严的天下/朝贡体系。
结论
中国的崛起不仅会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也会重塑东亚地区的区域秩序。本文在对中国关于区域秩序的学术争论的考察中发现，华盛顿可能夸大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在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正式将中国确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宣称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挑战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建立由中国主导的“平行秩序”。事实上，本文对中国学术争论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中国学者并不主张在东亚地区构建竞争性同盟来对抗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事实上，中国一直以防御性政策应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体系。自2009年以来，中国学界就如何应对乃至拆解美国在该地区主导的军事同盟网络展开了讨论，但这些讨论大多具有被动反应性质。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展开，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认知上升。但中国并无将美国赶出东亚的战略意图，也极少有中国学者提倡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有趣的是，中国学者普遍以非零和视角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的关系，认为二者并不互斥。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明确承认美国在区域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也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现有区域和国际秩序的改革进程。
自2012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既有延续性，也有变动性，但在根本上仍是以和平发展原则为指导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随着近年来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意识到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需要变得更加平衡，这在中国学界和政界围绕上合组织扩员、中国-东盟关系、亚洲新安全观等议题的讨论中得到了突出体现。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讨论并不是为了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或发展一种替代性秩序，而是为了缓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实现亚洲更平衡的权力分配。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学者在讨论区域秩序时对“大国协调”的偏好中看出。从根本上说，中国学者主张中美之间互谅互让，而不是以中国主导的天下/朝贡体系取代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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